这个秋天，地处东南之滨、秋日宛如春光般温润的温州，却比任何一个北国城市都更深切地感受到了肃杀寒气。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从今年3月至今，温州已有80多家企业发生老板失踪、公司破产、员工讨薪事件。
一场由民间借贷风险传导至实业的危机正在爆发，一些人士一度发出警告：若任由危机蔓延，年底前温州将有40%的企业倒闭。
素来以敢闯敢创著称，挺过了2008年“艰难岁月”的温州民企，为何成批走向末路？从大环境看，新一轮全球经济危机波及中国，而温州众多中小企业处于产业链末端，突然面临银根紧缩、用工成本高、原材料价格高涨、限电节能等复合因素的扼制，利润空间大降——根据工信部的数据，今年前7个月国内中小企业整体利润率不足3%，生存之艰危超过了三年前的金融危机。
体制内外的巨额利差，又引诱“不差钱”的温州老板们飞蛾扑火般去“炒钱”，使资金链越绷越紧。我国商业银行指导贷款利率水平仅为约7%，企业通过银行进行“委托贷款”利率则高达20%，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更是超出官方利率水平的五倍甚至十倍，比起辛辛苦苦做实业挣那几个百分点的微利，谁不愿去赚获利好几倍的快钱？温州民间借贷资金规模庞大，但投入实业即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主要进入的是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领域，于是企业愈发空心化、去实业化、泡沫化。
专家测算出来的中国企业所能承受的融资成本，利率应控制在7.5%之内。资金需求畅旺令温州民间借贷利率一路飙高，中小企业有抵押的一周至三个月不等短期抵押贷款利率为30%至36%，无抵押贷款年利率已达60%至72%，这个实际利率，就算是经营之神来掌舵，也没有一家企业扛得住。
温州民企的艰难处境，实乃中国中小企业生存现实的缩影。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依赖炒作投机而实现持续发展的经济体，摒弃了实体经济的坚定支撑，迟早都会内爆，虚浮的繁华盛景注定要归于梦幻泡影。很不幸，误入歧路的痛苦，竟宿命般地由“民企示范生”迭出的温州来承受；而败业败家的羞耻，也必须让一代温州老板去担负。尤为让人揪心的是，有迹象显示，这种痛苦与羞耻，不会止于温州。浙江省的嘉兴、金华、台州也分别发生了49、30、29起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事件；而在全国范围内，江苏、福建、河南以及内蒙古等省区也成了借贷风险高危区。
正是着眼于防范、阻断这场危机的传导，各级决策层才断然出手，承担起拯救“大兵”温州的重责大任。从温州到浙江到全国，都认识到相关问题的敏感性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要求银行不抽资、不压贷，紧急出台了一系列帮助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新政”。10月3至4日，温家宝总理更亲赴绍兴和温州，详细了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小额贷款公司和民间信贷的情况。
活着，才有共赢。对于出自方方面面的“救市”良策，不妨抱以谨慎乐观。拉一把在鬼门关战栗的中小民企，是各方乐见的结果。
据媒体披露，目前已有3名因资金链断裂“失踪”的温州老板返回国内，其中包括负债20多亿元的浙江温州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信号，表明在愁云万里的氛围中，敏锐的商人还是看到了一线生机。
来自政府的救济性措施固然能起一时作用，但这些行政指令能否保持长效，能否从整体上改变国内中小企业的不利处境，则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换言之，今日温州之时乖命蹇，乃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错乱所致，折射的是浙江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存在所有制和规模的不对称，是中国金融体制滞后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与其给企业短期扶助政策，不如按照法治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健全制度，彻底打破金融垄断，赋予民间金融国民待遇。以专门立法和专项管理的方式实行利率市场化，培育健康的非正规金融市场，正视民间借贷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放开市场准入扶持中小金融机构，将“体外循环”的民间资金纳入正规军，为民间借贷开一片生天——使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各安其职，方是固本培元的正途。
在美国，小企业的贷款融资主要来自于遍布城市社区的中小银行，包括一些贫穷的黑人社区的互助合作性质的金融机构。
而在中国台湾、日本等地，轮转储蓄和信贷协会的办法，已成为充分发挥民间借贷信息和成本优势、提供社区金融服务的实证。市场竞争催生了灿若群星的温州中小企业群体，解决这个群体的巨大困境，单单依靠行政救济的政府智慧显然是不够的，获得终极解药，必须求助于市场的逻辑、力量和智慧。行政决策者最该做的，不是一边高唱转型升级，一边默念限制民资的紧箍咒，而是顺应市场之势，果断打开行业门槛，允许民企进入管制行业——只要法无禁止，即允许民企进行各方面的投资。
大约九十年前，鲁迅曾写下如此沉痛之语：“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在今天，对于中国的中小企业，一根“很大的鞭子”抽下来了，积弊已深的体制机制还“不肯动弹”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