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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最沸沸扬扬的公司事件之一，是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
自2009年岁末“马向前事件”后，2010年3月以来，富士康厂区接连发生10多起跳楼、坠楼事件，这个全球500强之一的企业深陷“坠楼门”，由此背上“血汗工厂”的骂名，其总裁郭台铭也因此成为“万恶的资本家”。有海外媒体认为富士康的工作环境是《摩登时代》的再现。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讲的是，20世纪20年代，工人查理工作强度大、工资微薄，重负之下被逼疯，最后进入精神病院的故事，反映了机器大生产条件下流水线工人的悲惨境遇。
对于员工跳楼，郭台铭起先并没有太重视，直到第十跳发生，他才方寸大乱。按他的说法，自杀员工的每一跳，都像跳在了自己敏感的神经上，令他彻夜难眠。了解郭氏创业史的人都知道，他其实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创业家，聪明、勤奋，严于律己，善用人才，对机会的把握能力无人能及。但跳楼事件的发生，让郭台铭的形象大幅滑坡。
事实上，富士康的薪资在同类企业中并不算低。其工资标准符合大陆的法律，其管理架构也没有和中国大陆的法治精神相冲突。究其深层原因，是中国的代工模式已经到了转型的时候，而社会的转型往往需要一个爆破口，富士康恰恰成了那个爆破口。
近年来，包括富士康在内的中国企业主要靠廉价的劳动力来赚取低廉的利润。但倚重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代工模式有其局限性，企业想要发展必须要把100%代工出口转型为以自主品牌出口为主，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事后郭台铭曾表示，在经历上一个黄金十年的繁荣后，下一个十年将是依赖于内地内需市场及科技转型的十年。通过员工们决绝的抗议，富士康已经意识到，必须从单一的代工模式中走出来。
一边是被压得过低的员工成本，一边是超时加班劳动——让劳动者体面地劳动已经不容回避。工人不是简单的商品，富士康事件折射出中国工厂的巨大缺陷——企业长期以来只将工人当作低廉成本，缺少人文关怀。“N连跳”的残酷事实让打工者的生存状态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劳资矛盾、工人归属感不强、流动性大等问题在企业界存在已久，这也是导致2010年一度出现“用工荒”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现在进城务工的民工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新人类，计划生育的实施本来就让这部分人口的绝对数量无法和上世纪90年代的“打工大军”同日而语，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大幅分散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去向，这部分年轻人进城打工的目标，已经从他们父辈渴望的“基本生存”变成了“体面地生活”。他们的愿望不再是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得以养家糊口，不再是满足于机械地出卖劳动力。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日复一日的流水线工作对他们已经越来越缺乏吸引力。
富士康针对跳楼事件采取的最重要措施是加薪，据报道，最大加薪幅度竟然高达66%.富士康以此作为危机公关手段，希望能安抚人心惶惶的员工队伍。此举出台后，珠三角地区的几个城市先后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比如广州市从每月860元调至1030元，东莞市由每月770元调至920元，深圳市由特区内1000元/月、特区外900元/月统一调至1100元/月��这立刻引发了全国范围的一轮加薪潮，2010年以来，中国已有十几个省市先后调高最低工资，平均涨幅在10%以上。
工资的上涨使低收入阶层能分享更多经济成长的红利。外界由此怀疑，中国是否将不再是全球供应链中一个可靠的廉价劳动力输出地。
与此相对应的是，加薪并没有解决一些工厂招工难的问题。中国用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力成本和企业的盈利模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矛盾。就算企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薪，每个月多出的几百元钱也无法解决工人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中国制造业工人目前每小时的平均报酬仍然只有美国时薪的6%，打工者亟待解决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福利保障依然遥不可及。因此，若不及时转型升级，企业仍然走不出廉价劳动力生产廉价商品、赚取最微薄利润的无奈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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