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郑宇民
郑宇民简历 郑宇民，汉族，1953年10月出生，1974年下乡做知青，1978年12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
历任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浙江省金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浦江县委书记，浙江省金华市委常委、兰溪市委书记，浙江省金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现任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董倩：全国工商联在2010年提供了一个数字：五百个民营企业所有的利润加起来，不如中石油、中石化。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郑宇民：国有企业两家（的利润）能超过民营企业五百家，首先应该为国有企业的骄人成绩由衷地表示祝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我们当然应该感到高兴。但是不能因为国有企业的成绩，来否定民营企业存在的价值。将两个不同特质的事物放在一起比较是不科学的。
国有企业说自己是酒，民营企业是水，一万瓶水比不过一瓶酒的酒精含量。听起来让人非常有感触，但是仔细一推敲，酒的功能和水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国有企业更多地体现国家意志，民营企业更多地体现社会功能。全国4300万个企业，民营企业占92%以上；全国有7.79亿就业人口，国有企业安排6300万，91.8%都是民营企业承担的。民营企业不是创利大户，民营企业是生命之水。
董倩：2010年有一则新闻让大家关注，巴菲特和盖茨来中国举办慈善晚宴，据说晚宴也邀请了宗庆后，而最后宗先生没有去，而到场的陈光标很博眼球，第一个站出来说要裸捐。会不会因为陈光标来自江苏，而宗先生来自浙江，让人觉得浙商很抠门？
郑宇民：陈光标裸捐是一个壮举，我们应该向他致敬。陈光标的这种壮举、善举，不是每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行为准则，而是一种精神引导。慈善是民营企业自我觉悟的等量物，他觉悟到这个份上就能做到这个份上。慈善是思维，不是施舍；慈善是功能，不是功利。你刚才讲的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在北京设宴劝善，浙江受邀的一个是宗庆后先生，一个是马云先生。宗庆后先生想了很久，他最后决定不去。他说：慈善不是请客吃饭，是行为示范；慈善不是炒作宣传，是自觉自愿；慈善不是身后裸捐，是身前时时刻刻都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习惯。我非常赞赏他这番话。他的企业有十几万员工，他说：我把这十几万员工安排好，让他们无忧无虑是最大的慈善。
马云先生也受邀了，他是非常聪明的，他说：“我不去人家说我浙江没有人，我去，他万一叫我裸捐怎么办？”所以他也斗争了好长时间，最后他去了，临开宴一个小时就去了。他对巴菲特和盖茨说：“两位先生你们来得不是时候，也找错了地方。”他们问为什么？他说：“任何事物都是有阶段的，中国没有到这个阶段。巴菲特75岁才把360亿捐出来，你50岁为什么不捐呢？”巴菲特说：“我50岁没有认识到啊。”他说：“对啊，浙江的民营企业家都是50岁左右，没有人认识到这个份上。所以你要去劝善，最好去日本大阪。”这两位先生一听很有道理，不住地点头（道）：“明白，明白，这次只吃饭不劝善。”浙商对自己抠门，最典型的就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在外面吃饭是黄酒加饭，在家里是榨菜、稀饭。浙商是非常优秀的群体，我们真的不能说他们抠门。福布斯有一个慈善百人名单，浙商（占了）27位。
董倩：现在社会上广泛关注一个词，叫“富二代”，而且“富二代”这个角色的整体形象并不好，您怎么看待？“富二代”与父辈之间传承（的问题）怎么解决？
郑宇民：“富二代”这个词本身就值得商榷。现在批评“富二代”的比较多，我觉得要理性（地看待）。这确实提醒了我们民营企业主教育新生代的问题。我们现在有许多民营企业主的子弟不愿意子承父业，也不愿意再创新业，这种现象值得重视。传承财富的同时应该传承人文情怀，如果仅仅传承财富，有可能会变成“富不过三代”。
批评“富二代”并不是不要富裕，也并不是要扼杀“富二代”，是要让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传承，创造出一个富有人文情怀、富有创业精神、富有社会责任、富而思进、富而思源、富而不忘本的创业新生代，这是我们民营企业家共同的愿望。
现在的民营企业任务很重，一边要转型，一边要发展经济，一边还有传承的任务，这确实是我们非常紧迫和现实的。
董倩：刚才您也提到创造力，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是，现在明显感觉到浙商的第二代创造力不如他们的父辈，吃苦耐劳的能力不如他们的父辈。如果把浙商和其他省份的企业家作比较的话，给人的感觉是浙商这些年来的创造性、创造力也不如其他地方的企业家。这是不是意味着，浙商这个集体创造的活力已经不如以前了，说明浙商已经老了？
郑宇民：浙商老了？浙商几岁才算老啊？一百岁老的话，现在三十岁正好；如果三百岁算老的话，现在还算是一个小宝宝。浙商永远不会老，但是浙商很疲倦。出生早容易老，走在前列也容易老，贡献大也容易老。浙商的贡献很大，60%的税收，70%的出口，80%的善款捐助，90%的就业安排。浙商是辛苦操劳啊，长兄容易老，浙商是很辛苦的。我们浙江对全国的贡献一年有四千亿，所以你说现在浙商不如人家，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个人家。
董倩：因为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比较江苏模式和浙江模式，所以我想咱们远的也不比，就比比浙江模式和江苏模式。
郑宇民：江苏的苏南模式是很典型的，浙江的浙南模式也是很典型的。最近《人民日报》有文章说江苏的民营经济超过浙江了，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在某一些方面，江苏和浙江这些年一直是交替运行。但是你讲的这个话题对我们是应该有深刻的反思，浙江过去的优势是什么？主要是体制机制优势。在体制机制上人无我有，在市场主体上人睡我醒，在资源配置上人退我进，在发展速度上人慢我快。过去我们确实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不行了，有些方面倒过来了，是人有我无，是人快我慢。我刚才讲这不奇怪，是一种交替，过个若干年又是浙江在前头了。经济就是这种差距式的、交替式的往前走的。
平心而论，江苏模式最根本的一点是捅，结果一捅捅成个高、捅成个大、捅成个集；浙江模式最根本的一点是放啊，放出了小、放出了低、放出了散，所以现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我们低、小、散的模式比江苏高、大、集模式要困难，这是目前浙江模式碰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浙江和江苏还有一个很不同的是，他们采取引进来的模式，我们采取走出去的模式。浙商是满天飞啊，江苏是飞满天，所以他们采取引进来，我们采取的是走出去。所以刚才你说江苏很好，但是江苏好多事是浙江人干的，浙江人的儿子在江苏当女婿很舒服。所以我们现在要创造出一种双向优势，儿子要能走出去也要能走回来，而且要把人家的媳妇带回来。
第二，我觉得应该创造一种结构优势。我们过去讲单元优势，个个都是很强，但是凑在一起不行。所以浙江一定要再造一个结构优势，产业结构、投资结构、资产结构、市场的空间结构，都要进行重新的布局。结构就是功能，结构就是实力，结构就是质量，我们过去在结构问题上下的工夫比较少，比如小额贷款公司的问题。小额贷款公司是一种单元的优势，浙江有12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但小额贷款公司遇到什么问题呢？它是一段渠道，这段渠道里的水，上游是没有的，下游里的水输出以后，渠道是要空掉的，什么原因？结构不行。所以渠道要跟上游的水库，要跟横向的防洪坝，要跟下游的稻田结合在一起，这叫做四位一体的结构。上游的水库是什么呢？是银行。银行要跟小额贷款公司打通；横向的防洪坝是什么呢？担保公司，打通；下游是企业，四位一体，结构再造，形成新的优势。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结构上做一些优势。
第三，浙江要在差异性发展上形成优势。我们过去一直是差异性发展的，但后来我们从众了，从众了就没有优势。所谓差异性发展大家很清楚，别人不愿意做的你去做了，这是差异性。但是大家知道过去不愿意做的，浙江人都做。修补皮鞋、弹棉花，人家不愿意做的，浙江做了。不愿意做的你做了，这叫原始积累；不准做的你做了，这叫独占鳌头，我们没有这个份儿，国有企业有；人家不要做的你做了，步人家的后尘，好多事情人家淘汰了你去做这就是步人家的后尘；还有一个高境界的，人家不会做的你做了，叫自主创新。我们能不能做到人家不会做，我做呢？这就是真正的差异性发展，这就是我们浙江的新优势。我相信笑到最后的是浙商、是浙江。
董倩：刚才您说到江苏和浙江的对比，说到为什么浙商是满天飞，江苏能够飞满天。这让我想到中国和美国的对比，美国的成功仰仗于他是一个移民国家，全世界各地的人才为他所用。目前，浙江还不行，为什么浙江还不能呢？我就给您举个小例子，我们都知道马上“十一五”就要结束了，“十一五”有一个硬指标，现在要通过拉闸限电这种方式来把它完成。前一段时间我去上海看世博会的时候，上海人就说，浙江有意思，浙江有电也不能用。你凭什么留住人家浙商，人家为什么不去外地？
郑宇民：你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浙江的生存环境问题。我们前不久在一些企业里做了浙商生存环境的调查，总体上是好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一个就是税负比较重，第二管理比较严，第三是成本比较高，第四是资源紧，第五个是人文关怀少。为什么在浙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主要原因是浙商太多。我们是资源小省，说真话，我们现在关心浙商、关爱浙商没有像以前那样周到。
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但是非自然资源是一个大省。浙商是我们最丰厚的非自然资源，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地重视浙商的生存环境。浙商过去是多么荣耀的致富带头人啊，现在好多是远走他乡、回家过年的探亲人，好多是素不相识、匆匆来回的陌路人，还有许多是代人受过、遭受谴责的低头人，还有一些是身居简出、避免是非的隐形人，更有一些是远走他乡、移居国外、改头换面的香蕉人。我们各级政府对这个问题要做非常深刻的反思，要让浙商真正挺起胸膛。
节能降耗是改变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现在日趋恶化了，这不是简单的生产方式造成的，首先是人类的生存方式造成的。
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是最基本的，不能把改变人类生存方式、基本方式这个重担全部压给企业。不能奏其效于一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不能限排放于一地。这个东西是一个长期的工程，靠一个时期来拉闸限电是解决不了的。我到民营企业去，他们都诉苦。最后我说你有什么办法？他们一句话：活人不会被尿憋死。他们有办法，他们自己去买自发电，去买柴油，结果成本更高，污染更重，我们这样的做法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我相信这个方法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现在已经在做一些比较好的调整，明年的考核指标也会更加完善和科学。
董倩：我注意到今天活动有一个主题词：接力，“十二五”接力“十一五”，您对民企在上一棒表现并不十分乐观的情况下，对未来这一棒乐观不乐观？
郑宇民：总体来讲，浙江的民营企业在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方面应该是有经验的。“十二五”谁持彩练当空舞？只要民营企业不落伍，机会一定会大过“十一五”。我认为有几个问题要注意，“十二五”国家调控的手段会更加成熟，生产成本会更高，市场空间可能会收窄，投资的领域应该会有更多的变化，但有一点：非自然资源的要素会更加看好。我们对“十二五”的展望应该充满信心。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词，就是十七届五中全会一个很重要的命题：逆周期调控。什么叫逆周期调控呢？就是经济运行到一定拐点的时候，国家采取了逆方向调控的政策，促使经济回归到区间波动的平衡状态。所以，我相信不大可能出现2008年这样的大起大落，但是波动是一个主旋律。07过热、08年趋热、09年回升、10年走平、11年有可能降温、12年会爬坡，整个波动的曲线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要应对“十二五”小区间波动的状况，首先必须要踩好点。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还是要走远，要在省外、国外占据更多的自然资源和非自然资源。
第二，一定要在浙江老营支起一个精神总部。这次我们搞了一个“民营企业生存状况景气指数”，也是浙江民营企业表达自己意见的一个机制，要通过这个指数来说浙江民营企业共同的话，要通过它影响有关方面的政策。同时，我们也要在浙江创立检测、研发高地，这是我们辐射省外、筹远的一个司令部，这点非常重要。
第三，企业家要安装两颗心：一颗是人文心，一颗是智慧心。要装上人文心，才能改变企业形象，改变劳动关系，改变企业的生存方式；装上智慧心，才能改变资源的容量，改变产品的性状、改变市场的价值、改变消费者的期望，才有可能在“十二五”当中高歌猛进。
董倩：我发现在过去的几年里，精神总部好像是您第一次提出来，但是党支部倒是建立起来了。党支部以及党建工作是党要建，还是企业要建？建的目的是什么？
郑宇民：浙江民营企业搞党建在全国应该走在前面。我觉得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组织。我们必须考虑社会环境、社会约束和社会链接。企业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主体，千万不能忘记这点。
我们要跟共产党走，同时要按照经济规律走。鲁冠球先生告诉我说，有一年总书记到他的企业里去视察，问他：“你要什么？要政策？要贷款？还是要项目？”鲁冠球说：“我不要政策，不要项目，也不要资金，我要看文件。”从此省委机要室就多了一个省厅单位送文件的部门，就是万向集团。我们这样一个国度，这样一个执政条件，企业家离开党的领导，离开政策，你就是盲人骑瞎马。
企业党建当然不能作为一般的工具来用，企业党建能解决企业家和团队的境界和格局。有党建的企业家队伍是不一样的，境界和格局决定一个人的奋斗目标、奋斗精神和智慧发挥程度。毛主席为什么会成为伟大领袖？长征时期他是有使命的人，他知道北上抗日是一条根本的出路，所以他说：向北、向北，他成功了。邓小平也是有大格局的人，他觉得改革开放必须要参照香港的经验：向南、向南。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也有大格局，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向上、向上。（民营企业家）一定会跟着我们，我们集结的是非常有志向、有使命的一个团队。民营企业不是简单的人，是跟定共产党的人，是有使命感的人，是为人民造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