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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瞩目的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0日在北京召开。因为它是当前经济形势和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而且也是每年级别最高的经济工作会议，加之2011年又是“十二五”的第一年，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它的核心内容加以正确理解。从最近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拳的调整和据去年12月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我们可以看出，“防通胀、压泡沫”已经成为保证“十二五规划”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
本文将就这一特征和“十二五规划”中所强调的“民富、经济方式的转型”等核心元素谈几点前瞻性思考，事实上，它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抑制通胀、遏制泡沫对改善民生至关重要
今天，在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国家超宽松货币政策的环境压力下，“被救活”的全球金融资本跟还没有找到明确增长点的产业资本正一起争夺宝贵的生产资源、生活资源，甚至高储蓄、高增长支撑的生存环境。这已经导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率先进入一种受困的经济环境中——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资产泡沫和本币升值现象越发明显，中国目前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这一阶段政府的救市政策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见效周期长，公益色彩浓”的投资项目上，所以，一时闲置下来的大量产业资金（尤其是民营资本）很容易在“负利率”状况下与大众储蓄甚至是海外热钱一起挤入中国欠发达的资本市场或资源稀缺的市场，寻求价格泡沫所带来的迅速而又短暂的财富效应。这会严重干扰“十二五规划”中所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而且通胀压力持续攀升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眼下不断收紧的货币政策，体现出通胀形势的严峻性。
营造“民富”的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基础
从国际发展经验上看，任何推动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或强调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都是在完成了大众原始财富积累后，才出现了预期的质的飞跃。但对中国来讲，今天最大的障碍就是大多数人还没有进入小康社会，他们目前的生活模式依旧以储蓄为主，加工资或价格补贴等措施并没有获得理论上所预期的刺激内需的效应。我们反而看到社会储蓄在增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在膨胀。为了让人们尽快完成原始财富积累，在通胀或经济周期调整的负面冲击下也能够保持较高的消费倾向，中国需要寻找更加便捷可行的方式。令我们担忧的是，先“富”起来的群体，今天却没有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所需要的不可或缺的消费力量，他们反而也热衷于储蓄和金融投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还不健全，物价上涨和金融泡沫推高了生活成本，于是，抗衡未来通胀、不确定支出等所需要的“预防性储蓄”变得越来越强。如果我们的制度到位，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度储蓄。
再者，我们也注意到，极少数没有后顾之忧的富裕阶层，在国内以金融投资为主要赚钱方式，在国外却表现出非常阔绰的消费方式，甚至让外国人误以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群体。让这部分人自愿在国内消费，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更多财富转移到为他们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中低收入阶层手中——如何形成这种良性循环的收入再分配方式，已经成为需要我们的决策部门花大精力来解决的问题。
同时，在“十二五规划”实施期间，除了提高个税起征点等措施外，国家还要创造各种可能的条件将国库的财富转移到教育投资、住房投资、医疗投资和社会保障投资等公共领域中。否则，民不富就没有可持续的内需增长，就没有企业创新的动力，而没有创新和盈利能力的企业会更加抑制百姓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打造“企业家精神”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改变、增强市场活力的关键所在
中国内需不旺的很大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市场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诚信”压力，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还有不小的市场。任这种糟糕的商业文化发展下去，就会失去中国社会本该拥有的消费力量、就业机会以及收入增长空间。
除此之外，导致中国社会缺乏具有“自主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一是我们缺乏站上世界之巅的企业文化、人力资源和品牌效应，这样就很容易出现同质化，甚至恶性竞争。有很多地区看上去积极响应政府的新兴战略产业发展计划，但由于缺乏对本地区优势的正确认识，结果往往浪费了宝贵的资源，而仅仅停留在形象工程上——不仅没有推动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因为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而扰乱了其他具备产业升级的地区和企业的转型与发展。
二是市场垄断和市场歧视的问题还较严重。一方面，资源和市场份额过分集中的大企业，因为享受着垄断利润而失去了创新动力；另一方面，缺乏资源扶持和市场准入条件的中小企业或民营资本，却可能因为各种壁垒而不得不见缝插针、四面出击。比如，在金融危机中，一些中小企业不做实业，将资本投入到了更为短视的泡沫资产上。
三是我们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环境。对假冒伪劣产品，公众缺少自觉杜绝行为，而政府打假的决心与力度还不够。当然，它的彻底解决还要取决于“民富”的程度。
四是金融等要素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问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创新人才失去充分的资源保障，那么，没有人会去冒险做可能赔本的事情。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征收遗产税和减免企业所得税等措施来鼓励更多的成功企业家进入扶持产业创新的事业中。我以为，开辟一个帮助民营资本实现产业升级的创新舞台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当然，“扩内需、保民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在还没有完全将“新”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能轻易丢掉经过改革开放30年证明的成功的东西。至少要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而不能用那些没有必然内在关联的手段，如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政策来强制性地遏制中国企业的出口优势——在没有完成原始财富积累的阶段，社会大众的储蓄偏好自然会造成贸易顺差！
另外，发展低碳经济也要循序渐进，不能不顾及目前投资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和人均收入较低的客观条件。当然，在协调“中国利益”（全民进入小康社会）和“世界利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负起“大国的责任”）的关系上，今后五年会更加考验中国政府在“内外经济利益”权衡上的决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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