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巴比”宣扬慈善理念的行动相比，“与时俱进”的慈善制度建设在当前显得更为迫切
　　2010年9月底，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邀请50名中国富翁在北京参加慈善晚宴，消息一出，引起不少回响。按说，这应该是一次中国富豪给自己“正名”的好机会，但事实恰好相反，一些富豪在接到邀请之后，担心被“劝捐”，拒绝参加晚宴，没有拒绝的对此也表现低调。慈善晚宴为何成了“鸿门宴”？就在该话题日益升温时，9月12日，李连杰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中透露，民间慈善组织壹基金计划可能面临中断。
　　两个事件看似表现不同，但却贴着相同的一个标签“中国式慈善的尴尬”。“巴比”组合堪称史上最强大的财富组合了，其号召力不言而喻。然而，美国式“慈善晚宴”在中国却遭遇尴尬，两位老人家不得不以亲笔信的形式向被邀者澄清此次聚会的主题并非“劝捐”。同样，壹基金作为中国有标志性影响力的慈善组织，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云南大旱、舟曲泥石流灾害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闻名遐迩的民办慈善组织为何遭遇“生死门”？
　　一组数据对比更加令人担忧：2010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中国有64名富豪入选，仅次于美国，排名全球第二，而美国人均慈善捐款额却是中国的7000多倍。
　　为什么中国的慈善事业会遭遇尴尬局面？
　　从发展程度来讲，当前，相比国外成熟的慈善事业，中国的慈善就像是青涩的少女，想出罗帐看看世界，又轻纱半边掩面。据美国财政部国内税务局2005年的统计，美国的慈善组织总数已接近80万家，大约是1990年的两倍，而且多为民间性质。5年过去了，这一数字恐怕还在大幅增长。相比之下，中国慈善组织少得可怜，而且几乎全部是“官办”，所以才会出现壹基金这样计划生育外“黑孩子”的问题。
　　从文化背景来看，中国与西方对“慈善”的理解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巴比”遵循的是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西方慈善理念，基督教的慈善观念基于其教义“原罪说”、“赎罪说”和“爱”的表达，并将慈善作为一种他律要求，教徒行善与否会有截然不同的来世。而中国富豪的慈善理念虽然有西方的影子，但又掺杂了大量本国特色，将慈善作为基本道德规范，一种自律要求，受到内在道德力量驱使。显然，基于宗教基础上的慈善要比基于道德上的慈善更加虔诚。
　　从我国当前国情视角来讲，胡润百富在今年4月发布了中国内地财富报告，其中千万富豪的平均年龄是39岁，亿万富豪的平均年龄是43岁，比国外富豪足足年轻了15岁，中国富豪的年轻态决定了很多中国企业处于原始积累阶段，需要资金保证企业的良性循环，让中国富豪一下子捐一半资产不现实，要求也过高。另外，中国富人阶层具有先天的藏富倾向，许多中国企业家仍然身处丛林社会，遭遇的外界环境并不友好，原罪与仇富说让他们时时处于警惕之中，生怕不小心露富招来不测之灾。
　　除了上述的主观因素造成中国式慈善的尴尬局面，中国慈善业制度不完善、对捐赠资金监管不力、慈善组织运营不够透明、对捐赠者鼓励措施不足、没有遗产税配套等客观因素都使中国慈善业裹足不前。
　　“为富要仁”也要“为富可仁”。“巴比”组合在美一挥“劝捐”大旗，即有40位富豪大方追随，其中美国的慈善法、税法制度可谓功不可没。而在中国，一方面大部分捐款直接由政府接收，有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所筹资金几乎也是通过政府系统来落实。这使得真正的民间慈善捐款不是流向民间，却逆向流向政府；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相关税法制度的大力扶持，可能出现“捐赠越多交税越多”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捐赠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
　　如何走出中国式慈善的尴尬局面？和“巴比”宣扬慈善理念的行动相比，“与时俱进”的制度建设在当前显得更为迫切。《基金会管理条例》生效已6年，但很多条例没有实施细则，在操作中仍有很多实际问题无法解决。另外，建立透明的玻璃口袋监督机制，让大家做慈善时就好比在一个公益超市，一目了然地选择自己想要的产品。我们常说“与国际接轨”和“中国国情”，既然有“中国首善”陈光标、华旗资讯集团总裁冯军这样的裸捐先例，那么完善慈善业制度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的慈善制度也许是走出尴尬局面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