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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有钱的两个人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发起的“捐赠承诺”宣布，截至2010年8月4日，已有40位亿万富翁或家庭承诺，将把过半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据估计，承诺捐赠额超过1250亿美元。
同样在8月，圣元婴幼儿奶粉被爆出“性早熟门”，这是继“三聚氰胺事件”后，中国奶业的又一悬案。加之刚发生不久的霸王“致癌门”，产品安全问题似已成社会顽疾。
一个是阳光的“捐赠承诺”，一个是灰暗的产品安全问题，两件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其实共同指向一个命题：企业社会责任。
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企业社会责任已成舆论热议的话题，甚至已经是一项专门的研究课题。为什么要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只是企业自身的问题吗？在这个领域，我们的差距在哪里？就此，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
捐款多少不是衡量标准
《光彩》：你认为，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
黄浩明：企业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要遵纪守法，比如不偷税漏税，这是第一个层面。除此之外，它还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企业怎么对待自己的员工。有没有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有没有按规定缴纳三险一金等等，这是最基本的；能不能给劳动者提供一个比较安全、健康的劳动环境，比如不雇佣童工、有相应的劳动保障措施等等。还包括，在企业里员工有没有民主参与治理企业的机会，比如是否成立了维护员工自身权利的工会组织。
二是对社会有没有产生不良影响。比如，有没有污染环境，有没有对周边居民产生潜在的安全威胁，有没有备灾救灾的相应措施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产品有没有对消费者产生不良的影响。
三是企业的社会回报、公益捐赠。我们不太提倡把企业做慈善放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一位，而是应放在最后一位。俗话说，要先把自家的一亩三分地种好。只有先把自己的企业管理好，先让自己生存好，才有可能把慈善落到实处。
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共识，如果一家企业不能保证员工的基本利益，不能给社会、给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产品，不能给附近社区提供比较良好的环境，它再做多少社会公益、再捐多少钱，也不是在进行真正的慈善，只是伪慈善。这样的企业没有把企业社会责任真正的含义搞清楚，没有满足企业社会责任最基本的要求，只是为了一时的名声或利益做公益。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在许多大型慈善活动中，企业高举牌子，你捐二百万，我捐五百万，事实上，一些根本就没有兑现，就是在作秀。
《光彩》：也就是说，不能片面地理解为，企业捐钱越多就越有社会责任？
黄浩明：对，绝不能把捐钱视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标准。量化来说，假如遵纪守法、员工权益、社会影响、慈善捐赠各为100分，总分400分中慈善只能占到25%，甚至更低的比例——它的重要性排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后一位。说得再夸张一点，前面的三点是“1”，慈善是“0”，没有了前面的“1”，后面捐再多钱也永远是“0”。
利益相关者都应参与进来
《光彩》：可以想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压力和成本都不小。在我国目前的背景下，要求企业做到这些现实吗？
黄浩明：企业社会责任其实不只是企业自身的事情，它涉及到一个利益相关者的概念，英文叫做Stakeholder.第一方是政府。政府相关部门对注册、登记的企业有没有进行有效的审核和监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业主要开一家餐馆，如果周边的老百姓都不同意，那政府部门就需要举行听证会，组织专家讨论和民众意见调查。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其实应起到一个很重要的监管、调节的作用，不能缺位。我不太主张企业一旦出现问题就去罚它这样的方式，应该设置一个具体的可执行的标准。
现在，大量出现民众和企业间关于环境的争议和矛盾，政府是有责任的。政府在企业审批的过程中，有些没有考虑到企业所在的社区居民的利益。还是拿开餐馆来说，开业时矛盾比较少，因为客人少，油烟比较小，汽车不多也不影响本地的交通；但随着餐馆越做越大，矛盾就会增多，在开业前政府应该先考虑到这些问题。
第二方是企业。在购置或者租赁经营场所的过程中，就要考虑有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可能性，不能只想着赚钱。
第三个利益相关者就是公众以及一些民间组织。怎么监督企业，出了问题采取什么方式解决——不是采取非理性的方式，而是要采取正当的、合法的手段。
以上三个利益相关者之间要有良好的协调。可以由政府出面组织，企业也可以主动找各方商谈，相关的民间组织也可以举行咨询会、讨论会、听证会。表面上可能会增加一些成本，但客观上对社会的长远利益有好处，对企业也有好处。利益相关者间的有效协调，可以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综合体，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府、企业以及公众都应参与其中，这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撑。
《光彩》：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对各方有什么意义？
黄浩明：提倡企业社会责任的意义在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明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应该是平衡的，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应该是平衡的，不能只盲目发展经济而牺牲了环境的利益。
我们民促会所做的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工作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普及企业社会责任会帮助企业盈利的观念。作为民促会这样的民间组织，我们工作的目标不是要监管企业，而是为了企业更好地发展。因为企业发展得越好，越能增加就业，越有能力回报社会。企业越健康，社会也越稳定。
对企业自身来说，重视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的地位才能更稳固，才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最简单的道理，企业把消费者的利益都损害了，消费者不认可你，企业还怎么生存？真正有智慧的企业家懂得维护和保障好消费者、劳动者的利益。
将企业社会责任量化
《光彩》：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引入中国时间并不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黄浩明：最重要的一点是缺乏量化的计算，没有将企业社会责任计入利润核算之内。
比如，中国的新闻里经常有这样的报道：淮河两岸污染严重，当地对企业实施“关停并转”。但在西方国家，听不到这样的词汇，一般有专门的机构来帮企业做成本分析：一旦企业排放的污水造成环境污染，会增加多少社会成本：得癌症的人增加多少、治水成本增加多少、政府给出的高额罚款会是多少。企业一合计，还不如现在就用一定的资金来做水处理，既降低社会成本，又降低企业成本，有些国家的政府还会就此给企业一定的治污补贴。在德国，近年甚至出现了一个新兴行业，叫做环境咨询。专为企业进行环境方面的咨询，告诉企业保护环境对企业究竟有什么好处。而中国缺少为企业提供社会责任服务的专业的民间咨询机构。
企业本身也经常忽略社会成本和战略投资。比如中国的化工企业，许多即使有污水处理设备也不用，因为生产成本根本没把治污计算在内。政府和民间组织应引导企业把这些作为成本核算一个重要部分。一定要让企业了解，从长远来看，企业利益和企业社会责任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目前可能多投入一些成本，但解决了后顾之忧，未来将为企业带来更多盈利。当然，这样的成本分析，不是简单计算一年、两年，而是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这种差距让我们更加明白，在社会责任缺失的一系列事件发生后，不能把单独一个企业家或者企业家群体作为敌对的概念来看，他们也许只是缺乏战略眼光，对眼前利益考虑过多。
《光彩》：中国的个体、私营企业普遍不是很强大，有时连生存都成问题，他们怎么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黄浩明：这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缺钱”的问题。我觉得在创业的过程中，政府可以给企业一些创业风险基金之类的鼓励，在很多国家，都有中小企业贷款促进法，政府会设立中小企业的专项创业基金，孵化器模式更常见。
目前，我国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教育宣传，普及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二是政府要多给企业一些政策层面的扶持，这更重要。
我去秘鲁的时候发现，秘鲁政府很重视本国手工业的发展，比如织布、制作传统手工艺品等。政府给个体手工业者提供免费摊位让他们展示，帮助他们建立营销渠道，给他们提供贷款支持和信用担保。这样就极大地调动了手工业者的从业积极性。企业无论大小都是社会的细胞，在我国，政府应该更加重视个体私营企业，因为他们吸纳的就业人数和创造的社会财富从总体上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政府和社会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创业发展空间，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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