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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寅贵生在湖南邵阳一个普通家庭，有兄弟五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哥哥姐姐们下乡去了农村，留下排行老四的孙寅贵。他靠在街角配钥匙、补锅，来维持包括无业的父母、年近九旬的奶奶和小他8岁的弟弟在内的一家五口人的生活。1985年，孙寅贵开始到北京闯荡商海。1992年，他凭借百龙矿泉壶一炮走红，成为亿万富豪，并于次年登上了福布斯榜。而排行老二的孙春贵，回城后在当地一家氮肥厂工作，生活一直很清贫，后来还下岗了……
“天梯”建好 哥哥下岗 弟弟富裕了，也要帮助哥哥摆脱贫困。1992年，孙寅贵到邵阳找到二哥孙春贵，请他加入自己即将在张家界开发的一个送游人上山的电梯项目。
张家界风景秀丽，但是海拔较高、坡度陡峭的山崖让许多游人望而却步。孙寅贵在世人对张家界还缺少认识的时候，就发现了它的商业价值，并以极低的成本在张家界最美的景区——袁家界，争取到直线运送游客进入核心景区的项目，也就是日后的“百龙天梯”。若项目建成，用孙寅贵的话说，那将是“不用成本的印钞机”。
经过努力，他们很快和张家界有关部门签署了修建电梯的协议，并开始了“天梯”的铺设。然而，由于一些原因，项目搁置了下来，这导致两任总经理都先后选择了离开。一个公司总要有一个对外“主事的人”。在这个时候，熟悉项目历史、能耐得住寂寞、先后给两任总经理开车的哥哥孙春贵成了“总经理”的最佳人选。在接下来的漫长等待中，孙春贵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并且认为，作为项目的有功之臣，自己理所当然会得到尊重。
然而，就在工程快要完工的时候，弟弟孙寅贵突然找到了孙春贵，提出给他300万元，但前提是他不再当总经理。
孙春贵感到了一种侮辱，眼泪当时就掉下来了：“我来不是为了要钱，这个电梯是我的儿子，你不让我当总经理不是要我的命吗？”他怎么也想不通，眼看电梯就建成了，弟弟为什么要突然撤掉自己的职务呢？
共事过程 心生罅隙 不管是面对记者的镜头还是在自己的书中，孙寅贵都说，辞掉哥哥都是因为“他的知识结构不适宜当总经理，而且他在建设过程中由于无知造成很大的浪费”——由于电梯选址由政府划定，设计由设计院承担，所以孙寅贵对工程非常放心，交给哥哥监管。可是开工后他发现电梯入口开在半山腰，而不像预计的那样开在下面。问孙春贵，说是设计院定的，可一问设计师，这才知道是自己的哥哥坚持要把入口定在半山腰，理由是“省钱”——电梯运程缩短，可省下30多米的钢丝绳和轨道，平向推进的距离也缩短了，整个省下来几十万元。
孙寅贵气得暴跳如雷，可为时已晚。游客下汽车去坐电梯，首先要爬垂直高度有34米的100多级台阶，相当于爬11层楼，不要说老年人、小孩、残疾人，就连很多成年人一口气爬上去都很困难。这直接影响了景区的运营。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孙寅贵后来又在停车场和电梯入口平台间增建了3台电梯，投入的精力不算，花费就超过了1400万元。
类似的事情不止这一件。由于电梯是附着在一处几百米高、有风化且凸凹不平的岩壁上，需要把岩壁切削平整。专业人员勘察后，建议使用一种“冷爆破”的新技术——打孔后不是放炸药，而是放一种膨胀剂，通过慢慢膨胀以剥落风化层，并且无损山体。
可是哥哥孙春贵却无法接受专业团队的“高昂”价格，他转身请来了农民组成的工程队。“轰隆隆”几声炮响后，农民工程队依然对几百米高的岩壁无可奈何，便拿钱走人了。无奈，公司最后还得找专业工程队。
这个时候，价格翻番不说，之前不正确的施工方法还造成了岩壁层多处裂隙，最深处达2.5米。为了弥补这个错误，他们在整个工作面，把25毫米粗、4米长一根的螺旋纹钢锚杆一根根焊接在一起，再用混凝土建了一堵墙，其费用远非最初的“高昂”报价所能比拟。
有了太多这样的教训后，孙寅贵终于忍受不下去了，但是他又怕哥哥接受不了，于是做了一个缓冲决定：让孙春贵出国考察。理由是，电梯建成后需要经营，可是自己走不开，麻烦他代替自己出国考察，学习别人的经营思路。
孙春贵表面上答应了，但是他并没有出国，而是住在张家界市里的一个朋友家。走之前孙春贵还进行了周密部署，让手下的人在他走一个星期后给总裁打电话，说没有孙春贵项目无法运转，要求孙春贵回来。可是出乎孙春贵意料的是，他安排的那些人没有一个帮他打电话，而且，离了他项目不仅照常运转，人们反而干得更欢了。这让孙春贵深感绝望，用他自己的话说，甚至几次想到了死……
看到哥哥对于失去这个职务如此痛苦，孙寅贵做出了妥协——免去了哥哥总经理的职务，让他改而担任了一个高于总经理、但没有实权的执行董事。
相互举报 兄弟反目 经过这件事之后，兄弟之间的感情不再像以前那样亲密了，尤其是孙春贵和取代他位置的总经理之间的摩擦，让兄弟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因为对弟弟安排的总经理不满意，所以，孙春贵一直密切注视着这个人，并利用执行董事的特权来刁难他，直至总经理忍无可忍，打电话给在美国考察的孙寅贵。
孙寅贵飞回来后质问哥哥，想不到孙春贵却拿出了准备好的很多录音和举报信：“你知道吗？这些人现在是偷的偷，抢的抢，拿回扣的拿回扣，你这工程如果这么干下去，会是一个填不满的黑洞，不论花多少钱，最终都要玩完。让他们走，我来干！”
原本以为孙寅贵会采纳自己的意见，让孙春贵想不到的是，在董事会上，弟弟竟然把自己“出卖”了：“我告诉你们，这话是孙春贵说的，他说你们偷的偷、抢的抢、扒的扒，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你们赶走。我告诉你们，我不会上这个当，他有他的目的。”会议最后，孙寅贵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强制哥哥退休。
看到弟弟铁了心要把自己赶出公司，孙春贵提出了离开公司的条件：除了已经答应给他的300万元之外，还有公司的股份。说到股份，孙寅贵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在他看来，哥哥只是一个和其他职工一样的雇员，要股份的要求毫无道理。“我养一头牛，让你帮我看着，每天去放牛，我给你工钱，你确实把这个牛当你自己的牛看，好生服侍，最后还生了牛犊了，你说这头牛能因为你把它当你自己的就是你的吗？不能！第一，这头牛的原始成本是我掏的。第二，你放养它的过程的工资是我发的。你是一个雇员，怎么是你的呢？”的确，在百龙公司工商登记的3个股东中，没有孙春贵的名字，从法律上讲他得不到股份。
原本以为自己是上亿公司的拥有者，到最后发现只是个打工的。这种巨大的落差让哥哥孙春贵的心理产生了极度的不平衡，并开始逐步转向破坏。
巧得很，这时正好张家界工商部门到百龙天梯了解情况，在无法得到股权的情况下，孙春贵就向工商局进行举报，说孙寅贵以外资之名偷税漏税。他还向银行举报，说孙寅贵已经拥有国外的身份，银行的贷款根本没有建电梯，全部被他卷走了。
也许当时的孙春贵并不知道，他所举报的这些事情如果是事实的话，那么，弟弟将面临10年以上的牢狱之灾。当时的孙春贵，已经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孙春贵开始举报弟弟的同时，孙寅贵也开始了回击。
2002年11月 21日深夜，张家界市公安局几个便衣警察突然来到孙春贵的住所。到了公安局，孙春贵才知道自己被抓的原因。原来张家界市公安局接到百龙天梯公司的举报，反映孙春贵在百龙电梯公司工作期间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在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后，公安机关认为这是兄弟之间的经济纠纷，没有做出立案决定。
你争我斗 水火不容 被释放后，孙春贵愤怒到了极点。他给兄弟姐妹们每人写了一封信，让他们过来看一下，否则“就不客气了”。80多岁的老母亲坐不住了，她带着其他子女匆匆忙忙从邵阳赶到张家界，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在母亲建议下，孙寅贵和孙春贵达成一个协议：百龙公司给孙春贵300万元，孙春贵从百龙公司正式退休，每月领取3000元的退休金。为了让兄弟和好，母亲在张家界住了两个月，还亲自替孙春贵领取了3个月的工资，这才放心地返回了邵阳。
母亲走了，可是兄弟间的和平并未到来。
有一次，孙寅贵与电梯公司总经理两人单独在房间里商量一件有关企业与政府利益纠葛的事，没几天就被人举报了。他非常生气，虽然总经理对天发誓自己没有和任何人讲过，但听不进任何解释的孙寅贵还是辞退了他。后来的事情证明，是孙春贵在他的办公室里安装了4个窃听器！
为避免哥哥过多地了解内情，孙寅贵要求他马上从原来的办公室搬走。可是孙春贵不同意：“退休可以，但是这个办公室我不能搬！”
没有办法，孙寅贵采取了极端措施：办公区食堂停业，全体员工外出就餐。当孙春贵外出就餐后再回办公室时，已无法迈进企业半步。他和拦截他的保安争吵，还打了110……可最终他还是没能再回到原来的办公室。
孙寅贵的新书中写到的一个被他视为“一场要命的阴谋”的事件，也为兄弟俩的争斗推波助澜——“一天，正是这位一心置我死地而后快的老兄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亲侄子，找到他叔叔，也就是我的亲弟弟，提出一个惊人的计划——‘把老四给办了’……他还很有一番道理地对他叔说：”你看你们一共五兄弟，老大不是一个母亲生的，老二是我爸，老三从小听力失聪，你是老五，文化程度最高。只要老四一死，孙家的产业非你管莫属，在管的过程中我们把财产分了。等他的孩子长大了，什么都没有……‘我的这位弟弟毕竟比我这位从大牢里出来的侄子胆小：“这查出来是要偿命的？’……
‘没事，我老爸反正不想活了，让他们俩拼了，同归于尽！’……
于是乎我这位五弟就找到跟我已法庭相见的二哥，十分神秘而自然地向他透露一个秘密：“你这样到处举报老四，还到法院告他，他可不会轻饶了你。他雇了俩退伍的武警计划用交通事故把你给做了。‘……”
事件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孙春贵和孙寅贵两兄弟的关系已是水火不容。孙春贵不断举报弟弟。而孙寅贵则以哥哥对企业的损害为由，拒绝执行家庭会议上达成的有关退休金的协议。
兄弟两败俱伤 没有了退休金，孙春贵也就失去了生活来源，无奈之下，他又把弟弟告上法院，要求以每月3000元的标准给自己发退休金。但是法院驳回了他的要求——在百龙天梯的文件中，明确说明同意孙春贵提前退休，但是退休安置以及各项费用的标准由董事会另行决定。作为董事长的孙寅贵，在家庭会议上也曾承诺每月支付孙春贵3000元退休金。可是家庭会议上做出的决定，不能代表董事会的行为，是无效的。最后法院只是要求张家界百龙天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对孙春贵做 出具体安置方案。
事情至此，表面上看，似乎弟弟孙寅贵取得了胜利。实际上，由于哥哥孙春贵的举报，孙寅贵虽然没有身陷囹圄，但是电梯项目、甚至以后的生意都遭到了灾难性的打击。
因百龙天梯注册的是中外合资企业，设备是以外商自带设备进口的，被哥哥举报后，孙寅贵却补了大约700多万元的税款。兄弟间日趋激烈的争执，也给百龙电梯项目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张家界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后，许多人都认为修建百龙天梯严重破坏自然、破坏遗产，2003年的一个网上调查显示，超过7成的人赞成拆除电梯。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导致项目被有关部门责令停运审查。
如果审查失败，“天梯”就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孙寅贵的投入将血本无归。合法性的质疑尚未平息，当时孙春贵又从技术上开始了举报，说：“电梯所处山体有严重安全问题，在初期钻探时有多处斜向裂隙。”
斜向裂隙对峰林地质是极不稳定的。涉及到人命关天的事情，当地领导明确表态：“不管是否该建，现在要保证百分之一万的安全。”为了这“百分之一万”，孙寅贵的直接经济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
这只是有形的损失，至于那些无形的损失，在孙寅贵看来可能永远也说不清楚。兄弟反目后，许多朋友开始疏远他，孙寅贵与银行的关系也几乎降到了冰点。他在贵州的企业投入了几千万的资金，却没有得到贵州银行的一分钱贷款。有些已经谈妥的关于在贵州、张家界的合作项目也都因此泡汤了。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由于兄弟之间的隔阂太深，彼此已经有3年没有面对面地对过话。一奶同胞的兄弟，现在反目成仇，真是让人痛惜。在这一点上，大弟弟10岁的孙春贵先醒悟到了这一点，于是，他率先向弟弟伸出了橄榄枝。可是弟弟却铁了心：争取和平，互不干涉，永不友好。
2006年，面对电视镜头，哥哥孙春贵说出了心里话：“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失去了这个兄弟。我想他也会有这样的心情，失去了我这个哥哥，他内心也不会平静的。我希望我弟弟能原谅我，我希望今后还会重归于好，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会走到一块儿的。”
可是弟弟孙寅贵的回答却让人有些遗憾：“有一首歌我并不熟悉，但是我听说了，‘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些东西是可以重来的，有些东西是不可以重来的。”
兄弟亲情，决绝至此，让人扼腕叹息。不知兄弟俩夜深人静时会否想起一些温馨的往事：1960年。集体公共食堂。十几岁的孙春贵带着更小的弟弟排队领属于自己的一钵饭。每一次，弟弟都要给哥哥碗里拨一点饭。
1987年。哥哥孙春贵回城时，将农村的一间房子卖了480块钱，那是他前半生的所有积蓄。可他却花了60块钱给弟弟买了一块蝴蝶牌手表，那是孙寅贵一生中的第一块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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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高淑英(yangnq@gcma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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