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欧洲经济大衰退，失业率高居不下，不同于传统非营利部门的新型组织形式——“社会企业”悄然诞生，并在福利系统转换、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社会凝聚力、创造社会资本、促进地方发展及振兴社会文化事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逐步成为保证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角色。
福利企业是雏形
1978年，英国人Freer Spreckley正式提出“社会企业”的说法，通常，业内认为以承担社会责任或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而成立的盈利性组织，可以称之为社会企业。
作为一种新型社会组织创新模式，社会企业兼具商业的高效、专业、灵活等特征，同时以承担和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治理和发展进程之中，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富有活力的创新方案，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实践领域，社会企业能够从横向上打通诸多职能部门之间的隔阂，灵活、有效地处理社会服务领域的综合性问题。
这种以解决某一个社会问题为目的的企业模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和复制，在《如何改变世界——用商业手段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一书中，曾于1988年—1997年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的彼得·戈德马克说：“20多年前，除美国，涉及发展和社会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而如今，全球已有成百上千万个这样的组织。这个变化足以令人震惊。”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社会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受重视程度都在提高，在我国也不例外。“对中国来说，社会企业是一个舶来品，它的出现比国外晚了30年。” 北京永真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億未来全国公募专项基金发起人、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发起理事周惟彦介绍说：“这种新模式在我国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规范，在现存的诸多‘类社会企业’中，福利企业因为与社会企业的组织性质、组织目标、业务领域等方面契合度最高，而被视为最早的社会企业形态。”
福利企业产生于我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是指集中安置有劳动能力（包括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业的特殊经济组织（企业），国家对这类经济组织（企业）给予减免税收优惠，所减免的税金全部作为企业发展基金和集体福利基金。在鼎盛时期，福利企业个数达到60237个，安置残疾职工就业达到93.9万人，实现利润49.1亿元。
福利企业和社会企业的联系体现在，学界和业界普遍认可福利企业是社会企业的一种类型，即便福利企业近些年的发展状态不好，很多社会企业还是将其发展轨迹作为参考，并通过借鉴一些国外经验来完善自身的不足。
被接纳度不高
2006年，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企业——SHOKAY在青藏高原诞生，这家企业由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的乔琬珊和其伙伴共同成立，通过组织当地妇女合作社和直接让她们加工SHOKAY所设计的用牦牛绒制作的奢华产品，为这些妇女提供长期的工作机会。SHOKAY帮助当地牧民获得了长期、稳定的生活来源，另外，他们还会把零售所得的1%再反馈给藏民，用于当地建设等方面。
“在我国，社会企业这种模式还没有清晰的概念和界定范围，没有完全得到商界、公益界以及政府的认可，可以代表这种新鲜模式的企业典范也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暂时仍然将它划到大公益的范畴。”周惟彦说。
目前来看，社会企业在我国的发展速度很快，尤其是在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试图摆脱对传统捐款的依赖、谋求可持续财务来源的背景下，将自身定位为社会企业的多样化组织日益增多，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创业家们投身于教育、环保、公平贸易、扶贫济困等实践领域，采用草根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以及公益风险投资等形式，承担和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
周惟彦认为：“在很多相似企业中，机构是否既有社会目标、又有商业目标是社会企业唯一的鉴定标准。”周惟彦举例说，比如一个眼镜企业在面对一个近视人数占比较高的乡村时，如果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引导大家保护视力，不要近视，并为之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就可以说他是社会企业。但如果他首先想到的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卖眼镜赚钱，即便它把赚到的一部分钱用于造福当地村民，也不是社会企业。
不过，由于既带有慈善性质，又带有盈利性质，社会企业招来很多非议。
在一次慈善晚宴上，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社会创新中心的负责人邱女士表示：“人们认为公益慈善领域的工作有理想或英雄主义色彩，他们不喜欢在做非盈利工作时谈论薪水或者商业。”所以，相比社会企业，纯慈善和公益类型的企业更容易被接纳。
“在许多从业人士看来，公益活动与经济活动互不相容。”社会企业研究学者高明也有此感受，其原因是社会企业概念在中国的普及度不足。
概念少为人知
2008年，由国内领先商学院教授、商业精英和媒体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的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发送到48个有社会企业特点或有望成为社会企业的基层非营利组织，最终得到25份有效回答。据这仅有的25份报告结果显示，所有的被访者都听说过社会企业，63.33%的被访者明确地知道什么是社会企业；而对于社会企业的企业属性归类一问中，50%的被访者把社会企业归为非营利组织，26.67%归为企业。而当被问及哪些领域有可能产生社会企业时，68%的受访者认为，最有可能从现有的非营利组织发展而来；48%受访者认为，可能由企业家创立；其他频繁提及的领域和创始人是社区组织，积极分子，领导人和愿意当志愿者或做慈善工作的人，几乎所有的答案都与盈利毫无关联。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很多企业最初并不是带着解决某个社会问题而成立的，只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在这方面有所倾斜或涉足；二是即使有些企业家一开始想到了这一点，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也会因为没有参考样板或者相关界定标准而模糊了企业定位。”高明解释说，如果按照英国社会企业联盟归纳总结的社会企业特征来看，目前我国所统计出来的社会企业数量只是广泛意义上的，是更接近慈善或福利企业的数量。
更有意思的是，报告指出，约30%的社会企业在从事多年的公益活动项目后，并没有将自己列入社会企业的标签下。例如国际志工，创始人并没听说过社会企业这个概念，其商业模式是通过组织青少年训练营，到贫困国家参与义工项目，从而培养青少年的慈悲心和社会责任感。
处境两难
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困境还在于法律障碍和资金障碍。
因为无法明确将社会企业归属为营利机构或传统非营利组织，因此社会企业很难获得风险投资、贷款和捐赠，也不能像慈善机构一样享受政府的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企业的发展。
国外社会企业的生存状况比中国好很多，“虽然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但至少在身份上得到了肯定。”高明说，《社会企业白皮书》（2013年版）指出，英国、美国、韩国均为社会企业出台新政或修改了原有法律，认定企业资格并规范运营。
美国社会企业具有商业特质，受《公司法》等企业法律规范的管理，在资金来源、利润分配等方面受到的限制较少，因而也很少得到来自政府的减免税等政策支持。
英国的社会企业更加接近于非营利组织，按照《社区利益公司规定》实行资产锁定、分红上限等具体规定。政府虽然没有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但是每年向社会企业委托服务，在政府外包项目上优先考虑社会企业和社区组织，并且从政策上引导民间资金流向社会企业。
“中国在支持社会企业发展方面就显得有些缺乏热情，或者说是没有可以明确用劲儿的方向。”高明的这种说法和英国驻沪领事馆文化教育处项目经理王海军的观点不谋而合。经过多年研究与考察，王海军发现，不仅中国学术界没有掀起社会企业研究的热潮，社会企业在中国企业界也没有认知度，很多人不知道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政府则是不反对也不赞成。对于这一点，中央编译局社会创新研究研究室副主任丁先生解释说：“中国慈善组织的透明度和社会信任度并不高，且曾经出现过一些影响比较大的负面案例，在这种情况下，用商业模式运营的慈善机构更难以获得信任，其经营目的和宗旨将更加模糊和难以定性。因此，有些人认为，慈善组织的商业化是一个错误。”
活下去才有发言权
针对现状，我国的社会企业该如何发展？周惟彦说：“目前我国的社会企业仍被划在了公益范畴内，所以谈社会企业的发展问题还需要要结合我国公益企业的现状。” 周惟彦分析说，目前我国的公益行业存在两大突出问题，一个是发展不太规范，大家的投机心理比较重，很多人是因为在商界做得不太好或者做不下去了转而到公益界来寻找机会，所以有些企业的目的和公益企业或者社会企业的目的相悖；另一个是，社会企业最大的特点是创新、可持续性，但从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现状来看，恰恰欠缺创新和可持续性。
“缺乏创新和可持续性，归根结底还是人才问题。”周惟彦表示，社会企业不能像公益企业那样完全依靠捐赠，它是一种需要到市场上厮杀，需要证明自己有价值的企业模式，要有成熟的销售渠道、管理模式以及运营理念，能把社会企业做好的人必须同时具备商界和公益界两个领域的经验。但目前来看，在商界做得很成功的人没有时间和精力“玩”公益，多数都是在商界做的大不大、小不小，或者做不下去的，才到这个圈里找机会，所以如何让这些大不大、小不小的企业成长起来是需要解决的难题。
值得乐观的是，即使困难重重，最近几年我国还是涌现了不少做得非常成功的社会企业，比如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该基金会有一个名为“友成常青义教”的公益项目，主要是组织优秀的退休老教师以志愿者的身份到贫困的学校进行支教。这些志愿者所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学生，主要是针对老师，以提升乡村教师的总体教学水平为目的，现在已经逐渐推广至全国范围。
周惟彦说：“我从2008年开始研究社会企业，据我所知，目前的确有一些项目活了，有些做得还不错。虽然其中有些企业并未完全达到社会企业的标准，但在标准没出来之前，这些企业只要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没有利用公益为商业盈利，或者利用公益制造不对等的商业竞争性，就可以先不去深究，给他们足够时间和空间去发展。”
而关于社会企业的发展方向，周惟彦总结说，目前来看，社会企业在国内暂时还没有形成行业和产业规模，只是自娱自乐的狂欢，所以还是先埋头做事，活下去，做出更多的成功案例，才能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从而出台相关的标准以及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但最终还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总体而言，社会企业要怎么活下去并成长起来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