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前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在微博上透露，“昨晚与学生聚会，听说老同学钱理群夫妇要去养老院了。
虽然知道他们早在酝酿，现在真要去了，未免有些失落和感慨。据说养老院条件还好，他把很多书都搬去，到那边继续写作。“
作为我国极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钱理群要到养老院去度过晚年，不仅让温儒敏有些失落与无奈，也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成为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之一，公众的无限感慨和我国正跑步进入老年社会有很大关系。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超2亿，每年还以800万的数量增长。谁来为我们养老，成为大家最关注的话题。居家养老是目前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方式，但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一对夫妇照顾四位老人的普遍现状让这种养老方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养老困惑
“养儿防老，如果我去养老院，周围的街坊邻居肯定会笑话，认为我儿子不孝顺。”孙大妈和老伴非常排斥去养老院，在我国，持同样想法的人很多，觉得送老人去养老院是一种不孝的行为，在观念上总是有个坎过不去。
另外，近年来，关于养老院的负面消息频出，让大家颠覆了对养老院的印象。今年年初，安徽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闵口村84岁老人戴某在福利院去世，亲属看到的遗体，居然双眼缺失，护工称是老鼠啃食；5月25日，河南鲁山养老院的一场大火致使38人遇难，烧出的不仅是养老管理的失职，更是公共服务的缺位。
尽管许多人排斥养老院，但却常常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目前中国家庭最常见的模式是四个老人，一对夫妻加一个孩子，这对夫妻必须担负起供养整个家庭的责任，在工作的八个小时外，真正照料和关心老人的时间非常少。
王璐在一家国企上班，丈夫是一名军人，3岁的儿子刚上幼儿园，母亲患心脏病，父亲有高血压，公公、婆婆已经70多岁。目前王璐与父母同住，公公婆婆住在山西老家。“我婆婆身体不好，前段时间跟我们商量想来北京，但现在上班、照顾孩子和老人，我已经快崩溃了。”王璐抱怨道。
其实早在两年前，王璐就和父母商量去养老院的事，但父母不愿意。“父母平时帮我照顾孩子，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带孩子劳累，最近一年我妈已经住了3次院了。”
今年7月初，王璐再次和父母商量去养老院的事情，这次老人的态度有了缓和。王璐带着父母，从附近的社区养老院到郊区的私营养老院转了一大圈，却找不到合适的养老院。
公立养老院价格低，但王璐的父母不是北京市民，没有入住资格。“我们家附近的两家公立养老院根本没有床位，北京市民都要排队等好多年。”几家郊区的私立养老院倒是有很多空置的床位，可以随时入住，可这些养老院离家都特别远，去一次大概要两三个小时，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价格都在1万元左右。王璐的父母是普通退休干部，每个月的退休金加起来只有7000多元。
“在老家，我父母的退休工资算是高的，到北京连养老院都住不起。”
这种情况在北京很常见，但北京邻里家养老产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李子辰表示，对那些年纪还不是很大，能跳广场舞，能出国旅游的老人来说，与子女住在一起，能带小孙子，做一家人的晚餐，其实谈不上居家养老，而是居家帮忙。真正亟待解决养老问题的，是生活需要时刻照顾，甚至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
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养老问题更加严峻。当前，我国一半以上的农村家庭空巢化，农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现象也非常普通。有调研团队用6年时间在湖北、江苏等11个省份40多个村庄进行调研，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一些农村老人将自杀视作正常现象，称“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
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什么样的养老模式最理想呢？许多人羡慕高福利国家的养老方式，由国家埋单，为老人提供必要的医疗和护理服务；也有人希望和老人住在一起，请保姆随时照料老人，有专业医疗机构上门为老人提供医疗服务，但就中国目前养老医疗的发展状况和大多数人的经济状况，这些方式都很难实现。在这种困境之下，机构养老成为一种更现实的选择。
养老机构落差大
养老机构主要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服务。目前，养老机构分三类：自理养老机构、助养养老机构及养护型养老机构。
“十二五”期间，在国家一系列政策推动下，我国养老机构发展迅速。
2010年—2015年间，仅中央和各部委层面就出台政策文件30余个，涉及养老机构的设立许可办法、管理办法，机构发展的土地、资金、人才、设施、标准、改革等战略规划和具体政策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养老机构的发展。
政策利好让国内外很多企业、个人以及社会组织看到了中国养老市场的巨大潜力，纷纷投资建设、运营养老机构，希望率先卡位，从而抢占优势资源。2000年，全国养老床位刚刚达到120万张，2010年已有314.9万张，到2014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床位已达554.1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26张。
目前，发达国家每千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是50—70张，但是这些国家的老年人标准是65岁以上，中国是60岁。如果按照65岁以上的标准计算，到“十二五”末，我国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量将达到50张以上，在数量上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数量上的增长往往会掩盖品质上的问题。在养老机构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结构性问题相当突出。
首先是地域分布不均，中东部发达地区养老服务机构数量较多，而公立养老服务机构总体上“城市少，农村多”，民办养老机构则是“城市多，农村少”。
在运营水准上，中国的养老机构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7月发布的《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显示，被访的257家养老机构中，48.1%基本持平，32.5%亏损，有盈余的仅占19.4%.另外，40.5%的养老机构认为投资预期回收周期为10年以上，22.4%的被访养老机构认为投资预期回收周期为7—10年，28.3%的被访养老机构认为投资预期回收周期为4—6年，仅8.8%的被访养老机构认为投资预期回收周期为1—3年。
全国老龄办事业发展部副主任孔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养老机构亏损率超过三成，其原因在于，从养老机构自身看，民办机构多数追求奢华，脱离了当下大部分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没有对其服务对象精准定位，并且不少养老机构位置偏远，脱离了老年人熟悉的生活环境；从政府扶持力度看，政府的补贴与扶持亦不足够；从养老服务市场看，目前还存在着市场发育不完善、公办养老机构和民办养老机构存在不公平竞争、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等原因。由于资金匮乏等原因，目前的养老机构特别是民办养老机构，普遍存在设施简陋、配置不足的问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另外，在设施设备的配置上也存在数量不足的问题，以一些最基本的设施设备如医疗康复设备为例，有调研团队发现，仅有54.7%的养老机构有医疗设备，46.6%的养老机构有康复设施，高达一半左右的养老机构不具有医疗和康复设施。养老院之间差距悬殊的现象非常严重。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指出，目前养老机构48%的空置率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敬老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养老机构的床位利用率总体较高，一些公办养老机构甚至出现“一床难求”的现象。
养老机构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养老结构的设置不合理。一方面，一些养老机构，特别是资金薄弱的民营养老机构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这些机构设施简陋、空间狭小、居住拥挤，没有基本的医疗设施、健身设施和室外活动场地；服务内容单一，仅能提供吃、住等最基本的服务，老年人在这样的机构中很难享受到称心的服务。
另一方面，一些养老机构专门服务经济状况好的老人，这些养老机构地理位置优越，装饰豪华高档，硬件设施完备，服务内容丰富，照料品质卓越，老年人在这些机构可以获得无微不至的高品质服务。两者相比，前一类机构服务质量较低，但收费低廉；后一类机构服务质量很高，但收费高昂。
许多老人既不愿意选择前一类养老机构，又无力承担后一类养老机构的高额收费，他们需要的是服务和收费介于二者之间的处于中等水平的养老机构。
但目前市场上这种符合大多数老年人的中档养老机构所占份额还比较低，大量中等经济收入的老年人需求得不到满足。记者在北京的采访中了解到，一些设在郊区的民办养老机构，每人每月收费1万多元，入住率只有10%左右。而市区一些条件不错，收费大约在5000元的养老机构一直处于爆满状态，想要入住一般需要排队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护理人才稀缺
养老机构的另一个问题是护理员专业素质不够和人员流失率高。
目前我国民营养老机构的人员配比大致为，管理人员、医护人员、护理人员、后勤人员约分别为3：2：9：3，医护人员仅占12%，人数约为100多万，其中只有不足4万人持证上岗。
50岁的张红从老家湖北来北京，已经做了5年的养老护理工作，最近却有了想换工作的想法。“我儿子今年来北京读大学，为了生计，我几乎没陪过他，现在我想每个周末可以抽出时间陪陪孩子，可是以现在的工作强度，很难抽出时间。”
刚来北京时，张红原本在一个退休老干部家做保姆，后来老人经常生病，子女将其送进郊区某高档养老院。由于有照顾老人的经验，张红选择去了市区的一家民营养老院。刚到养老院，张红有些适应不了，不光得喂饭，还得管拉撒、翻身。“有些老人经常乱发脾气，甚至还会动手打人。”
最多的时候，张红要同时照顾5个老人，这些老人都需要24小时特别护理。每天早上，张红起床后要帮助老人们洗脸、刷牙，喂饭，全部结束后，自己才能草草吃个早饭。接着开始打扫卫生，陪老人聊天，帮老人按摩……一天的工作下来，常常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如此繁重的工作，张红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却不到3000元。“我们同村的张丽和我同时来的北京，她现在当保姆，只是帮忙照顾小孩，每个月能挣5000元，每周末还能休息一到两天。”
现在，张红已经联系好一份保姆的工作，一个月休息4至6天，工资5500元。“现在我们养老院护理人员紧缺，院长希望招到能替我的人。刚好我下一个客户同意等他们的孩子9月份开学后，我再正式上岗。”
有调查显示，截至2014年底，北京市60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达290多万人，且还在以每日400人的速度增长，而需要护理照顾的老年人口在60万人左右。然而，北京本地人不太愿意干这个行业，护理员几乎全部来自外地。在养老机构和居家养老岗位上从事养老护理工作的人员严重不足，水平参差不齐。
针对这个问题，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万钧表示：“北京市准备成立几所专门的护理员学校，统一招收护理员进学校培训，再分配到各个养老院，保证护理员水平能够达标。”
另外，护理人员的工资待遇过低是制约这个行业发展的最大问题。在采访中，很多护理人员表示，什么苦都能吃，但是挣不到钱，没法跟家里交待。
依照目前的形势来看，涨工资势在必行，但是谁来负担这笔开销又成为一个问题，对于盈利困难的养老机构来说，很难承担护理员的工资上涨。
对此，吴玉韶建议，由中央财政专项列支、地方财政专项配套，设立全国和区域性的“免费养老服务员的培养专项基金”，并在全国范围选取一定数量的养老机构，进行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人才激励、人才扶持、队伍优化等。
“就地养老”是趋势
相较于集中居住的养老服务机构，更符合老年人心理和服务需求特点的是在熟悉的家庭和社区获得连续性、综合性的服务，即“就地养老”。
发达国家成功的养老经验表明，无论从经营管理、专业化角度，还是老年人宜居舒适度角度，养老机构都应当控制规模，最佳规模应在300张床位左右。小微型养老机构由于价格实惠，立足于解决本社区、附近街区中低收入、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解决老旧城区养老机构发展的阶段性、补救性措施。“过去，我们可能更注重建设大型的养老机构，这些机构一般离城市中心区比较远，但老年人不愿意离开他熟悉的生活圈子，所以我们调整了一下战略。”李万钧表示，养老机构将转型为“小、快、灵”——在每一个街道、在老年人住家的旁边建设小型照料中心，床位在50到100张左右。目前有100多个，明年年底全部建完，建完以后大概有200多个。
未来，养老照料中心将覆盖每一条街道。儿女上班，无人看护和照料老人时，可以临时把老人托付给照料中心，晚上下班以后再把老年人接走。老人动完手术，可以进照料中心护理，失能老人也可以住去，老人可以选择去照料中心吃饭或者由照料中心往家里送餐，照料中心每天还可以帮助老人服药等。
当前，社区养老最大的需求是吃饭、护理、医疗三大方面。目前，北京市已经在城六区及房山、顺义启动了养老助餐服务体系试点建设，采取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方式，引进具备“中央厨房+社区配送+配餐、送餐、助餐”连锁经营能力的专业餐饮企业，包区包片，解决老年人用餐问题。每个区的具体实施形式都不一样，有的使用送餐车把饭送到老年人家里，有的设立老年人餐饮点，让老年人到社区的餐饮点来吃饭，政府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一份10块钱左右的饭，政府补贴大概4到5块钱。
“医养结合”的新模式
“医养结合”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熟悉，它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的养老模式。
据了解，传统的养老模式里，养老机构与医院等治疗康复机构存在空间距离，很多患有慢性病、需要反复治疗的老人，不得不来回奔波于医院和养老机构之间，非常痛苦。而“医养结合”将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相结合，让老人在生活中就能够享受到便捷的医疗服务。
从广义上来说，“医”包括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健康检查服务、疾病诊治和护理服务、大病康复服务以及临终关怀服务等：“养”则主要指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包括生活照护服务、心理服务、文化服务等。
位于北京昌平的康泰之家就是一家为入住老人能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诊治、文化娱乐等综合性服务的养老社区。据悉，钱理群教授即将入住的养老社区正是康泰之家。由于处于敏感时期，社区的工作人员都非常谨慎，以不能过多打扰入住老人正常生活为由婉拒了记者前往老人生活区采访的要求。
在和社区工作人员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康泰之家分为独立生活区、医养结合区以及失忆老人区，有多个户型，居民可把平时用惯了的家具搬来，营造自己的小空间。在公共活动区，室外有宽敞的花园绿地，室内有游泳池、图书馆、电子高尔夫室、小影院以及多间教室。特别是在一楼大厅，还有一间近300平方米的挑高阳光房，冬暖夏凉，绿植葱郁。阴雨天，老人们就来这儿锻炼、上网、聊天、喝茶。另外，社区里到处都有24小时响应的按铃，发生急症有医生处置，有对口医院绿色通道接诊。
像康泰之家这样实行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在我国已有不少先例，但这种养老机构都是针对高端人群，收费高昂，普通市民无法企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