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民工进城，他们的子女或跟随他们来到大城市，成为流动儿童（指随务工父母到户籍所在地以外生活学习半年以上的儿童），或是与父母骨肉分离，成为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的农村地区，不能和父母双方生活在一起的儿童）。据全国妇联近日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全国流动儿童规模达到3581 万人，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 万人。据不完全统计，每8 个城镇儿童中就有一个是流动儿童，在北上广这样的特大城市，每3 个儿童当中就有一个是流动儿童。
2010 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达到6102.55 万人
无论是流动儿童还是留守儿童，都存在教育方面的问题。流动儿童失学率高达9.3％，在受教育机会、教育质量等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公平。留守儿童普遍缺乏正常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缺少关爱，安全问题突出。
流动儿童：教育不公平
2007 年冬天，记者还在北京某高校就读，曾经以志愿者的身份去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调研。学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马各庄，是一所服务于农民工子弟的民办公益学校，由非公募基金会南都基金会捐建。从北京西三环辗转坐了三趟公交车，花了3 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才到了那所位于城市郊区的学校。那时正值冬天，北京城里已供暖多时，但那个小学教室里的温度却很低，屋里屋外几乎是一个温度。
这里的孩子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父母都是农民工，当时被称为“城市新公民”。在那个小学待了三天，记者遇到央视体育频道摄制组带着红极一时的国足女队员前来拍片，女运动员和孩子们一起踢球，孩子们脸上露出天真快乐的笑容。尽管条件恶劣，孩子们却很懂事，没有人抱怨，每个孩子都心怀梦想。时隔多年，记者依旧能记得有个女孩说，她的愿望就是让爸爸妈妈带她去香港迪士尼乐园。
这些孩子很幸运，因为与全国更多的留守儿童相比，他们每天或者每周都能够见到父母，哪怕相聚的时间很短暂。他们也很不幸，因为身份的尴尬，他们虽然同在北京，却很难享受到与北京孩子相同的教育资源和生活条件。事实上，如同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一样，大城市的打工子弟学校一直都被“边缘化”。近年来，边缘化程度不断加深，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更是每况愈下，流动儿童的上学问题更加严峻。
2012 年5 月30 日，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接到了朝阳区教委决定关闭学校的口头通知。近两个月的努力与沟通未果后，7 月中旬，这所原有学生800多人、教职工40多人的学校被迫关停。
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是有办学许可证的，关停的原因是因为政府拆迁，而更多存在于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则是“非法办学”。北京有300 所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取得政府批准的只有60 所左右。2011 年，北京市海淀、朝阳、大兴区24 所打工子弟学校被拆迁，涉及学生1.4万余人。没有办学许可证、房产证，校舍为违法建筑，存在安全隐患，是这些学校被关停的共同原因。按《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的“基本标准”规定，校园面积至少要达到1.5万平方米，校舍总使用面积至少要3587 平方米，其中体育场地应当满足相应学校规模所需的至少200 米环形跑道等。这些条件，对于这些没钱没房没地的打工子弟学校来说，很难实现。
尽管教育部门一再承诺，保证先分流学生再拆迁学校，但农民工子女想入公办学校更难。事实上，流动儿童的入学需求与流入地学校利益之间是有冲突的，由政府全额拨款的非盈利性公办学校，其自身没有额外的经费来承担流动儿童的就学成本，所以不愿意接收流动儿童，很多中小学校拒绝接收非本区域户籍的生源，提高入学门槛，或者以各种借口加收高额的借读费，这导致许多农民工子女无法进入公办学校。例如，海淀区规定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转入公办学校需要“五证”齐全，包括家长或监护人持本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这对于大多数是菜农、商贩、临时工，甚至不少靠拾荒为生的家长来说，是一道高门槛。最终的结果是，一小部分幸运儿被公立学校录取，一部分孩子再转入别的打工子弟学校继续当流动儿童，也有孩子因此辍学，或者从“流动儿童”沦为“留守儿童”，被父母送回老家。即使有些流动儿童能够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读完中学，但在高考时还是免不了回乡的命运，教育的不公平一直如影随形，困扰着他们。
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
留守儿童：安全与爱的缺失
根据《 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 万人，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88％。
也就是说，全国每5 个孩子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
再看看与这些留守儿童有关的新闻：今年7 月11 日，湖南省桃江县、岳阳县、衡阳县三地9 名儿童溺亡。
7 月10 日至12 日，湖北省7 名儿童先后溺亡，3 人失踪……
类似的报道总是揪着人们的神经，而这些意外事故中，受害人多为留守儿童。江西省的3 个溺水孩子全部是留守儿童；而湖北溺水事件中的7 个死亡孩子也全部在农村生活，部分孩子的父母在外地打工，孩子平时跟着老人生活。
儿童安全事故并不局限于溺水，类似性侵、烧伤、拐卖、交通事故等意外伤害事件中，留守儿童也占了相当高的比例。
免费午餐发起人、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邓飞针对最近频发的留守儿童遭受侵害案件发表了如下评论：“中国现在有6100 万留守儿童，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缺乏父母关爱，缺乏物质，没有良好教育机会，需要独立承担几乎所有问题，生活在困境之中，所以说他们是中国最脆弱的人群。”
留守儿童缺乏爱，甚至是最起码的安全。
这是一个困扰中国十几年的社会问题，并不能简单地推给家长，因为把幼小的孩子留在老家，让年迈的父母看管，对这些农民工父母来说实在是无奈之举。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工作收入不稳定、没时间照顾孩子等是农民工将孩子留在老家的主要原因。在留守儿童身上最常见的问题有如下几点：寄宿制学校条件较差，管理不够规范，缺乏专职生活辅导老师；校园周边环境差，影响留守儿童的生活和学习；学校课外生活不够丰富，且没有固定场所；隔代教育力不从心。这些问题让农民工父母担心，但又无可奈何。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村一些村庄慢慢成了空心村，只有一些老人还在居住，条件稍好的家庭都将家搬到了附近的城镇，为的是方便子女上学。因此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都在不断地减弱，好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往城镇集中。
望子成龙的农民工即使不能带孩子到大城市生活，也要让孩子享受小城镇的教育资源，这是他们在外拼搏的最大动力。但是一味地满足孩子在物质和学习上的要求，而忽略精神上的需求，却是农民工教育子女最大的问题。吴秀兰和丈夫常年在广州打工，女儿小雅从一出生就被留在爷爷奶奶家，起初他们逢年过节总会回去看看，4 年前，儿子出生了，由于老人年纪大带不了两个孩子，他们就带着儿子一起去了广州，因工作繁忙已经连续3 年没有回家。每次女儿电话里都问“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他们总是搪塞过去。近年来，孩子在电话里说的话越来越少，最后干脆连电话也不接了。最近，吴秀兰回家才知道小雅在学校经常被同学嘲笑说“父母不要她了，只要弟弟”，小雅因此和同学发生了冲突，时间长了就没人跟她玩了。
后来小雅开始经常自言自语，还突然发笑，最后发展到拼命地打自己，甚至想自杀，被医院确诊为抑郁症。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儿科曾对武汉市875 名小学4-6 年级儿童（590 名留守儿童，285 名对照儿童）进行抑郁症风险调查研究。调查显示：留守儿童较对照儿童抑郁症指标明显升高，而社会支持相对不足，其发展为抑郁症的风险大大增加。
这些脆弱的孩子，最需要的其实不是物质生活，而是精神上的关爱。在近期由网易主办、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承办的“心舞”夏令营上，30 余名来自四川、甘肃、安徽的留守儿童在北京度过了15 天充实的学习、生活，体验了包括音乐、舞台剧、美术等方面的课程辅导以及探索城市、参观企业等旨在开阔眼界的活动。在夏令营的家长见面会上，留守儿童和家长抱头痛哭的场面震撼了许多人。该夏令营负责人、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来超告诉记者，这些孩子最需要得到父母的爱，他们最缺乏的是个体关怀，“试想，这些孩子如果现在没有爱，十年后，当他们到了需要去爱别人的时候，他们会没有能力去爱，那时候社会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