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移民郎永政和张孝琼夫妇在上海做起了农场场主
南杨种养结合家庭农场场主俞周峰在他的猪场外
近年来上海市松江区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转向二三产业，2007 年全区非农就业农民占农村总劳动力的90.28%，直接从事农业的农民减少到1.25 万人，占6.6%.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出现了大量闲置耕地，为农民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提供了现实条件。
2007 年下半年起，上海市松江区探索发展规模在100—150 亩的粮食家庭农场（粮食家庭农场是指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民家庭为生产单位，依靠家庭劳动力和农业机械从事粮食生产经营的活动），并在2008 年起结合粮食家庭农场生产，发展“种粮+ 养猪”种养结合家庭农场。
在坚持100-150 亩规模的基础上，松江区又延长了家庭农场承包期，要求承包期不少于三年，对一贯经营良好的鼓励延长至五年以上，对连续三年评为优秀家庭农场、种养结合家庭农场、机农一体家庭农场，且年龄在50 岁以下以及镇保土地的鼓励延长至10 年，从而稳定家庭农场专业生产经营。经过2012 年秋季调整，全区家庭农场承包期在三年及以上的有1026 家，占总数的85%.至2012 年底，松江区家庭农场发展至1206户、经营面积13.66 万亩、占全区良田面积的80%，其中种养结合家庭农场53 户，年上市生猪6万头。
发展家庭农场，不仅促进了粮食和生猪生产，保护了耕地和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而且发展了农业规模经营和促进了农业发展方式改变，提高了农业专业化生产水平和专业农民收入，是对城镇化较快发展地区农业规模经营新形式的有益探索。
与其他地区的家庭农场不同，松江区的家庭农场是政策主导的，政府在家庭农场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家庭农场从规模到经营范围都受到严格的控制，并且政府推出的一系列补贴力度非常大，保证了种粮农场的效益和稳定。
补贴下的粮食生产
松江区新浜镇林建村的郎永政和张孝琼夫妇是三峡移民，2004 年到上海后，全家四口人分了4 亩地，冬种小麦夏种稻，粮食收成除了够口粮外，仅有少量余粮可供卖钱。当时两个孩子都在上学，老二读小学，尽管学杂费全免了，但书费、生活费等费用加起来每年也要2000 块钱，而读中专的老大每学期学费就要2000 多块。
靠种地难以维持生计，郎永政就到松江区的工厂做木工，每月工资650 块钱，加上每晚装货的加班费，每月能拿到1000 块钱。爱人张孝琼也没闲着，除了早晚接送孩子上学，每天要在家里加工毛衣，一个月也有几百块进项。尽管两口子辛辛苦苦工作，可收入仍难满足家中各项开支，因此还背了一些债。
2007 年，村里开始实行土地流转政策，村里按每年每亩650 元收回农民的承包土地，然后按同样的价格租给家庭做农场。全村所有耕地分成16 个农场，即16 块耕地，每块面积为100- 120 亩。想要经营农场的家庭要通过村里的招投标，达到村里对家庭成员年龄、诚信等条件的要求，才能靠抓阄分到一块耕地。除了承包费，一个农场还需要化肥、农药等投入，差不多需要12万元。
2008 年，郎永政开始承包农场，刚开始种了104 亩耕地，小麦播种时就把下一年的租金交给村里，等水稻收割时村里再把租金分发给每个农户。随着希望经营家庭农场的人增多，村里把鱼塘和废弃土地也改造成农田，将农场增至19 个，并且农场的面积也在缩减，现在郎永政的农场只有82亩。
与此同时，随着稻谷价格的上涨，土地租金也上涨到每年每亩761元。
小麦和水稻的种子是政府免费提供的，由村里根据每个农场的面积统一分发。播种和收割找镇里农机合作社的农机手就行，收割小麦或水稻60-70 元/ 亩，而农机手购买收割机等大型农机，镇政府都会补贴50%，农机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归农机手，但要求享受补贴的农机三年后才能转卖。林建村现有7 台大型播种机和收割机。
郎永政打农药的机器也是村里的，郎永政交2000 元押金，就可以长期借用一台机器，直到不需要时再归还。小麦每年打药1-2 次，水稻每年打药8-9 次，打药的时间点和剂量不用郎永政操心，农技站会根据农作物长势和病虫害情况，向村里发放农药，然后村里根据每个农场的面积分配农药。郎永政只需在粮食收获时向农技站付农药费。松江区个私协会会长张建说：“种子和农药由农技站或农资公司统一分发，可以保证农场不被假种子和假农药所坑害。”农技站和农资公司分别对接到各个村子，隔几天都要派人实地观察、检测田间作物状况，指导农场搞好田间管理，并在业余时间开办培训班，对农场经营者进行农业技术培训。“今后我们都要经过培训、通过考试，获得证书后才能‘持证上岗’。” 郎永政告诉记者。
小麦或水稻收获后就被直接拉到粮站去卖，政府会补贴运输费20 元/ 吨，基本上足够抵消实际费用。
小麦的收成受天气影响比较大，年景好时能达到1000 斤/ 亩， 不好时才500-600 斤/ 亩。
水稻的产量平均大约1250 斤/ 亩，郎永政82 亩地去年的产量，除了自留了2000 多斤稻谷，还卖了16 万元，除去成本，纯收入约10 万元。而在附近工厂上班的村民，每月工资也不过2000元左右，夫妻两人每月才有4000 元左右的收入，郎永政夫妇的收入比他们多了一倍。“并且不用加班，农忙时间很长，总体比较清闲。” 张孝琼说。
种养结合模式效益高
正如郎永政所言，单纯种粮的农场模式如果没有补贴，是没有任何市场的，而新浜镇的另一种模式——种养结合家庭农场就弥补了种粮效益差的缺点。
南杨种养结合家庭农场的场主俞周峰2008年承包了本村100亩农田，采用了种养结合模式。
在其承包的农田中，由政府投资60 万元，建成540 平方米的生态养猪场。猪场位置偏僻，靠近林地，远离村民住宅，占地面积约3亩。
俞周峰养的猪又叫“计件猪”，因为猪仔由上海松林工贸有限公司免费提供，每头重30 公斤，松林公司免费提供饲料供俞周峰喂养，110天后每头猪长到110公斤，松林公司再统一收购，并支付俞周峰50元/头的报酬。一般每栏40头猪，俞周峰每年能养2-3 栏，能挣5-6 万元。去年他养得比较好，收入达到了8万元。
当然养“计件猪”也不是毫无风险，松林公司规定损耗率不能超过3.5%，超过的损耗每头罚款200 元。不过松林公司最终会支付农场主一些生活费，不至于让农场破产。2010 年，俞周峰的猪场死了106 头猪，就拿到松林公司的6000元生活费。
所谓的种养结合，是指猪场排出的粪便经化粪池处理过，用管道直接灌进俞周峰的90 亩农田。用猪粪种出来的小麦或水稻，如果只喷洒过少量农药，就是有机小麦和有机大米，俞周峰种的有机米进超市能卖到10 元/ 斤，大大提高了种粮的效益。
俞周峰的农场只有在农忙时才雇一两个人，平时农田和猪场管理都靠夫妻二人。农场的补贴标准基本上与郎永政的农场情况一样。政府补贴加上种养结合的高效模式，让俞周峰尝到了经营农业的甜头。
然而，种粮本身是个赔本买卖，如果没有政府的各项补贴，根本没有家庭农场愿意去种小麦和水稻。新浜镇工商所所长毛金英补充说：“如果没有这么多补贴，不但郎永政赔本赚吆喝，连俞周峰也会放弃种粮。”
对此，新浜镇镇委书记浦全林表示，“上海现阶段的家庭农场有它的特殊性，农场经营者的文化、年龄、技能、经营理念受限，需要政府全方位服务，生产出来还要帮他销。”
与经营范围严格受限的家庭农场相比，在工商登记注册的农业合作社的灵活性会更大，目前新浜镇已有果蔬、花卉、水产、农机、粮食5 大类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像企业一样为家庭农场服务。工商部门从包装、销售、品牌等环节对其进行服务和监管，保证农场使用的种子、农药、塑料薄膜安全有效。新浜镇工商所所长毛金英介绍，“尽管上海的家庭农场没有在工商登记注册，但工商部门还是会通过监管农资产品来服务家庭农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