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春节，本刊记者回中原某省的农村过年，分别去了舅舅和大姨在小区的新房子。“小区”原本是城市特有的场所，现在成了当地一个时髦的新词。“小区”的官方名称是“社区”，这里原本是村旁的一片耕地，前年被镇里征用并划为建筑用地，卖给本村或外村的人盖起整齐划一的三层小楼。大姨以前住在我们邻村，去年他们村被拆了，村民有的在小区买了地盖了三层小楼，有的被镇里安置在刚刚建成的五层高的廉租房里。舅舅以前居住的村子尽管还没被拆，但也是早晚的事，于是舅舅抢先在小区买了地盖了房，因为“上面”又有了新政策：为了节约土地，以后不再给村民划地盖楼，而是统一搬进镇里盖好的五层楼房，像城里人那样，报家庭地址都是“几楼几单元几层”，而不像现在只用报门牌号就行。
大姨以前居住的村子已成废墟，断壁残墙，砖瓦满地。舅舅以前居住的村子周围堆满了生活垃圾，破鞋破碗皆是，塑料袋满天飞，跟我家旁边树林里的景观一样。
除了这些，我还能看到家乡的变化是，村里的男男女女大多在几公里外本市新建的开发区里上了班，或者在村里的私营企业里干活。
大姨就在开发区内的一个大学食堂里做保洁，月薪2000 多。尽管大姨夫还没班上，但他也没闲着，整天合计着他那块鱼塘和几亩地何时被征用，然后拿一笔补偿款，比上班挣钱容易得多。
然而，令我担忧的是，开发区里除了有汽车制造公司，还有化纤生产公司、洗涤液生产公司等污染企业，并且我堂哥生产铅酸蓄电池的厂子就开在村子里。这些企业要么没有污水处理能力，要么没能按环保部门的要求进行处理。为此，邻居家的水井打了有50 米甚至上百米深，因为太浅的话抽出来的水是浑浊的。
就在我返京的那天，舅舅村子的一个村民一次性付清25 万元，在小区里买了一座三层小楼，而那座小楼是我那个开电池厂的堂哥1 年前花16 万元买的。“看看，去年买的房，今年一倒手就净赚9万元，这就叫投资！”我娘羡慕地说。
同时，我知道这个买主的25 万元是东拼西凑借来的，这么急着“抢”房，一是因为“小区有房儿不愁娶”，二是像这样独门独户的楼房以后不让盖了。而小区的地价也从最初的每块1 万元卖到了七八万元，甚至10万元。
这就是我所窥见到的某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角。也难怪今年地方“两会”期间，作为各地GDP 发展目标的新型城镇化依然有唱“高调”的“底气”，并成为“两会”代表热议的话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城镇化被看作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思路之一，十七大报告全篇提及城镇化仅有两处，十八大报告中则多达七处。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加快城镇化建设速度作为2013 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之一。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也多次就城镇化表态，强调“城镇化就是最大的内需，要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
专家指出，城镇化将成为新时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推进城镇化势必推动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城镇人口的增加需要新建更多的住房，需要兴建更多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这将带动铁路、市政等多个行业投资的快速发展。
过去10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下降到了3.1：1，但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始终保持在3.6-3.8 的水平。而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变为城镇居民， 他们的消费理念与消费模式也会有所转变，消费规模随之大幅度增长，从而对总消费的增长产生带动作用。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建设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率以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
但是不少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仍然片面追求外在的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重视眼前利益，轻视长远利益；仍然在走低效率、低产出、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发展道路，从而导致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
在中原某省，部分市县的城镇化竟简单地变成了“楼房化”，一些试点乡镇圈耕地为社区，将自然村里的村民赶到社区的楼房，再次上演昔日大城市专属的“炒房热”，部分基层干部还借此“大捞一把”。乡镇干部热衷于城镇化建设刺激消费，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却不顾耕地流失、垃圾围村、地下水污染等生态安全，城镇化进程中最关键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更是少有人问津。据本刊记者调查，部分市县乡（镇）
级干部仍抱着“看上面的意思（政策），走一步说一步”的态度，完全没有通盘考虑剩余劳动力安置、社区垃圾回收、地下水污染防治等系统问题。
“之前中国城镇化在于速度而忽视了质量，面子工程太多而里子欠账很多。”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认为，新的城镇化要足够重视2.3 亿农民工利益，要公平对待，要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通过包括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异地高考、养老统筹等方面在内的制度建设，来实现软实力的提升，提高城镇化中以人为本的问题。
城镇化从总体上来看有利于减轻贫困。但城镇化的发展如果推进方式不恰当，某些方面会加重局部贫困现象。赶农民上楼，通过整理土地的办法将农民集中起来居住，短时间内造成城镇化假象。由于没有产业支撑，新的就业机会没有形成，一些地方出现经济发展停滞的不稳定现象。
去年有地方大张旗鼓地提出“城镇上山”，在需要生态保护的地区削山头，要求农民上山造城，实际上破坏了小区域的自然地理生态，导致灾害频发，容易重新陷入贫困。
如果没有解决好新型社区的配套设施建设而盲目上马，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大城市难题就会在小城镇重演。
为此，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 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即采取“老城区+ 新城区+ 新社区”的模式，避免城镇人口过度集中，保证各种资源合理分配，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城镇化要逐步推进，既要鸿篇巨制的构想，又要解决好细节和难点，“这关乎城镇化的品质和老百姓的生存幸福感”。
有学者认为，未来中国政府推进城镇化的重点不能是“建设”，而应该是“改革”，是改革过去政府行为中阻碍城镇化顺利推进及其作用发挥的内容，要以市场为基础，通过营造人口自由、合理、科学流动的体制机制、构建大中小城市及城镇协调有序推进的城镇体系、处理好集聚和城镇发展中非集聚地区以及非城镇的郊区和农村地区的边缘化发展问题等手段，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使得政府作用能够真正顺应城镇化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城镇化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