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历年“两会”代表关注的重点。纵观每年全国“两会”上的涉农提案,从农产品安全有效供给到创新农业科技机制,从农村金融改革到稳定粮食生产,从新农村建设到小城镇建设,关注的角度不仅是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更是如何用现代金融和科技手段帮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致富,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
2013 年中央“1 号文件”日前正式发布,连续第10 年聚焦“三农”。今年1 号文件首次聚焦“三农”工作的“软件”问题,也就是“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
随着我国粮食实现“九连增”,农民增收实现“九连快”,我国“三农”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与此同时,农村情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突出。去年全国农民工达到2.6亿人,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趋势明显。一些调查表明,我国部分地区农民的平均年龄已达55 岁以上,而且今后相当一部分年轻外出务工人员不再有返乡务农的意愿,农民势必进一步老龄化,“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日益严峻。
为此,“1 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准入和监管制度。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也首次在“1号文件”中出现。宁波慈溪、上海松江、湖北武汉、吉林延边、安徽郎溪等地,成了积极培育“家庭农场”的范本。
宁波慈溪市桥头镇杨成达就是“家庭农场”的先行者。2004 年,杨成达注册成达农场,雇了50 多个人,开始在2000 多亩的良田上种植蔬菜。如今成达农场年产蔬菜数千吨,每天至少装运二三十吨蔬菜到附近的定点加工厂。在宁波,像成达农场这样的“家庭农场”已超过400 家,不少家庭农场年收入可达百万元。
除此之外,工商企业和农民合作社也在新农业生产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江西省崇义县企业家庄席福投巨资,建立约3600 亩的野果保护区,以“科+ 基+ 农”模式辐射推广高效农业,保护本地野生水果品种资源。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合龙脐橙专业合作社自2007 年成立以来,为社员提供产购销一条龙的服务,注册了“天橙”牌商标,办理了赣南脐橙“地理标识”,申办了加工厂和果园进出口“检验检疫证”,打造了闻名全国的无公害农产品品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加入,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活力。而城镇化建设也成为当下农村发展的又一契机,在各地搞得轰轰烈烈的城镇化建设,让农民在家门口成为上班族,并住上了现代化的乡村别墅。城乡贸易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为城市居民生活提供了方便。
然而,新农村建设才刚刚起步,由于理论和制度的缺陷,存在的现实问题也很多。比如生活垃圾围村、地下水污染、耕地大量流失问题比较常见,产销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农产品滞销问题依然严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化渠道仍然有限,等等,亟待中央和地方制定更有效的方针政策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