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小彬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开车了，自从“雾锁帝都”之后，他就响应政府“少开一天车”的号召，把车停到了地下车库，每天坐公交上下班。他的爱人魏莉是全职妈妈，平时经常带3岁的女儿去公园玩，最近却很少出门，偶尔遇到大风天，北京上空出现蓝天时，一家三口就像过节似的出门撒个欢。为了让孩子呼吸些健康空气，仝小彬已经戒掉抽了十年的香烟，魏莉给家里添置了空气净化器以及众多绿植；为了让孩子喝得安全些，魏莉自己给孩子做鲜榨果汁，并给自来水龙头安装了净水器；为了让孩子吃得放心点，她定期购买有机牛奶、肉类、蔬菜、水果以及农夫自制的蜂蜜和腌菜。快开春了，魏莉和仝小彬商量，决定在自家阳台开辟一个小菜园，种点易生长的绿叶菜，夏天再给孩子种点草莓。
像仝小彬和魏莉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不算少数，花钱买有机食品、自己种菜并不是时尚杂志所说的什么追求“乐活”，而是在糟糕的生存环境逼迫之下的无奈之选。那么，逃离城市，到安逸的乡村去追求健康生活又如何呢？答案是否定的，农村的环境污染并不比城市少。在中国多数农村，塑料袋、垃圾随处漂浮，污水横流。这些只是表面现象，农药和工业污染带来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更让人痛心。
历经三十几载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雾霾天令人咋舌，单位GDP 能耗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中国的土壤、水资源以及海洋环境正遭到严重威胁。
民众的不满是推动环境改善的有力因素。治理环境污染年年都是“两会”重点，从出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到实施阶梯电价，再到加快油品质量升级，环保步伐不断提速，中国治污的眼光从总量减排转移到环境质量改善。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认为：“相比于经济的30 年繁荣昌盛，更难的是保持生态环境50 年、100 年可持续发展。”在他看来，治污必须一盘棋，形成多环节密切咬合的联防联控机制。这首先要求中国高层紧抓改革良机，做好“顶层设计”；其次，要理清各部委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权责关系，落实问责机制；第三，提升全社会的环保意识，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健全监督机制。
北京公众环境中心主任马军认为，理念变更与利益调整恰恰是一盘棋治污的重点与难点。各级政府能否真正摒弃“唯GDP论”、遵循“绿色增长”，作为污染主体的企业能否牺牲眼前利益、主动转型升级，中国人能否改变消费习惯，并愿为自己造成的污染“埋单”，这些都是疑问。
在各地“两会”上也不断有代表提出通过立法和税收控制环境污染。河北代表建议，应尽快制定河北省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明确政府要对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将大气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海南省政协委员陈马林建议，海南应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对污染重点企业以及容易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或处于环境敏感区的重污染企业等实行强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