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开车需要极高的技术，这个依山而建的城市里很难找到一条笔直而水平的道路。在宽阔的马路上蜿蜒盘转，不时能看到标有“大力发展微型企业”、“鼓励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巨大广告牌从车窗旁一闪而过。
谭天胜就是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办微型企业的典型。
谭天胜家在重庆梁平县，夫妻俩在东莞的电子设备厂打工近20年。2011年1月，过完春节的谭氏夫妇准备回东莞打工，无意中在火车站看到重庆市工商局扶持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宣传，谭天胜心头一热，对妻子说：“你回去继续上班，我留下来，办个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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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天胜拿出自己的积蓄和重庆市工商局补贴的创业资金，在梁平县创办了一家只有3个人的微型企业，靠承接东莞老东家的一部分订单生存。
凭着20 年的打工经验，谭天胜的天胜电子很快步上了正轨。在东南沿海人工成本飙升的背景下，人工成本低廉的重庆显现出了极大的优势，一些电子产品生产厂家开始将部分订单向重庆转移。
产业转移养活了天胜电子。今年5月，天胜电子已经拥有200名工人，工人每个月的工资达到2000元——高出当地类似岗位工资三分之一。
此外，谭天胜还在四川邻水县设立了能容纳几十名工人的分厂，设备总投入已经增加到200多万元，每个月为梁平县上缴增值税5万元，厂里生产的笔记本电脑变压器直接供应世界五百强企业——德国伍尔特。
“我们当初只给了他3 万多元的创业资本金补助，这3万元撬动了一个地方产业，创造了税收，解决了就业，还把沿海的项目带了回来，让地方经济的一盘棋全活了。”聂刚说。
现在，谭天胜把在东莞打工的妻子也叫了回来，两人一个当董事长，一个当总经理，一个微型企业就这样成长起来。
就像滚雪球一样，像谭天胜这样从沿海回来的返乡农民工在重庆创办微型企业的已经达到两万人左右，创业领域涵盖各行各业，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不论是微型企业的点滴成就，还是发展的困难问题，聂刚早已烂熟于心——2010 年重庆市政府下决心发展微型企业后，聂刚就被委以重任，从政策的制定、修改、落实、监督，到部门的协调、整合，全程操刀。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众多企业面临危机，沿海中小企业倒闭致使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虽然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但是和四川、贵州、广西一样，重庆是著名的劳务输出市场，有六七百万人在外务工，有关部门统计，当时有近三分之一在外务工人员已经回到重庆或正准备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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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引起了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重庆是个大农村。”有人如此评价。虽然是西部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城市，主城地区看起来高楼林立，繁华程度不亚于沿海城市，但大城市带大农村、大库区，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也很大，普通市民和农民创业观念薄弱，民营经济不发达。在这个人口达3000 多万的城市，市场主体还不及人口仅有1000 多万的上海，每年，近20 万大中专毕生进入社会，户籍制度改革有200多万农民变市民，加之三峡移民后续发展等问题，就业形势严峻。
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设想，拟通过发展微型企业破解难题。市长黄奇帆指出：扶持微型企业是一个民生问题，对金融危机后启动经济发展，激发经济活力，扩大就业有重要意义。随后，市政府召集各个部门，研究重庆微型企业的发展问题。
黄奇帆把起牵头发展微型企业的工作任务交给了重庆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黄波，经市工商局党组研究，将聂刚从执法局副局长的岗位调任筹建重庆市微型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微型企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工作。
接到任务的聂刚回到家，在谷歌里搜索“微型企业”，中文搜索结果不到一万条，且大多是国外的信息和理论研究。“在很多国家，微型企业已经成为解决就业、发展地方经济最有力的主体。”
聂刚说。在美国，每年大概有50 万户微型企业成立。10个人左右的企业被定义为微型企业，有专门的法律保障微型企业的订单量和融资额，由联邦小企业局负责监督实施。但彼时，中国还没有微型企业的概念，市场主体只有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作为全国城乡统筹发展的试验区，重庆在扶持微型企业的实践中迈出了第一步。
2010年底，重庆市在工商局设立了全国第一个微型企业管理服务机构——微型企业发展监督管理处（下文简称微企处）。尽管微企处只有20名工作人员，但工商部门充分利用数量庞大、遍及城乡的监管服务队伍，迅速构建了市、区县、基层工商所三级联动的微企发展工作架构，从系统内部建立了1600多人的微型企业发展专（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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