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轮“涨薪潮”为什么让许多企业感到吃不消？为什么加薪后企业还是招不到人？企业该如何破解这种压力？未来宏观形势又会给企业用工状况带来哪些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长期关注企业生存状况的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
本轮涨薪的特点
《光彩》：民营企业为什么会出现新一轮“涨薪潮”？
杨轶清：改革开放30 多年来，财富第一次分配的结果是：国家财政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蛋糕中最大的一块被划走；剩下的企业又划走了较大的一块，只留下很小的一块给员工。
而产品的消费方式分为政府采购公共消费、居民消费以及出口。金融危机后，出口不振，东西卖不出去，造成产能过剩；想依靠内需，但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很低，没钱、买不起。
这就是温总理所说的结构问题——不均衡、不合理、不可持续。所以为拉动内需，国家提出要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我国大量的劳动力人口都在民营企业，无论是从国家政策导向上还是企业自身发展上，企业都必须给员工增加工资。因此，这轮涨薪是恢复性的、补偿性的，确切地说，不是涨薪，而是“补”薪，补上原来缺失的一块。
《光彩》：涨薪是近几年的大趋势，不是突然发生的，但这一轮涨薪规模很大、备受关注。原因是什么？
杨轶清：这轮涨薪的特点：一是涨薪幅度大，二是被动地涨。
有的企业已经增加了15%甚至20%，却还是招不来人。因为CPI上涨的幅度已经超过了加薪的幅度。即便工资比去年涨了15%，外出打工的人也感觉不到变宽裕了。
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的企业受到的加薪压力特别大：中小、民营、制造、出口。它们没有融资，没有优惠，但占就业的比重很高，所以问题显得很严峻。
面对涨薪，它们陷入两难：不涨，招不到人，有订单也交不了货；涨，企业没什么利润，心有余力不足。
杭州有一家制造工具的上市公司，一个工人一年的生产值才20 多万元。它给员工加几百块钱也要咬咬牙，下很大决心。上市企业尚且如此，其他企业的状况可想而知。
变被动加薪为主动加薪
《光彩》：中小企业该如何消化这种压力？如何度过这轮“涨薪潮”？
杨轶清：生存是硬道理，活下来是首要任务。
这几年，经济环境对于企业来说是冬天，最可行的办法是去冬修水利，待到来年开春再播种。
如果从事的是夕阳产业，企业就需要面对现实，找到合适的方式退出或转行。我们常说企业要考虑做强做大，其实企业还应该考虑“做死”——在做不下去的时候，看看自己还剩下什么价值？人才、技术、品牌、销售网络还是土地设备？然后据此寻找新的产业机会，还可以寻求并购或合作，卖掉厂房、设备去享受人生也未尝不可。非要硬撑到最后，倒有可能除了一堆债务什么都落不下。
像慈溪一些做小家电的企业，一年的产值才100多万，有董事长、有财务、有生产线、有办公楼、有食堂，却没人才、没技术、没品牌，只能拼价格。
这类企业现在即便加薪也不行了，不如放手。我建议这些老板转变观念，不做董事长做董事，不做董事做股东——换个角度想想，你是请了个董事长来给你打工，这并不丢脸，是很理智的选择。
如果产品、产业还有生存空间，企业主就必须拿出跟员工风雨同舟的诚意，就算今年不赚钱，也要留住核心人才。必要的时候，你舍不舍得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就员工的利益？舍不舍得把你的别墅、宝马卖掉？很多企业主恐怕都做不到。
《光彩》：也就是说，大多数企业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用人观念？
杨轶清：是的。被动加薪所暴露出的是长期以来企业对员工的漠视心态。
很多民营企业主，一直以来欠员工太多。一次我给老板讲课，我说：你们家的狗一天的狗粮比你手下的农民工一家一天的伙食费低的举手。
结果没人举手。我又说：你们到手下的农民工家里看看，他们的居住条件、卫生条件一定比不上你家的狗窝。既然农民工在你眼里不如一条狗，你们怎么能要求他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奉献精神、职业精神呢？机器需要保养，员工也需要保养。
有些老板买个300万的设备很舍得，给工人涨两三百块钱却很心疼。挤牙膏式的被动加薪，员工不会真正领情，你应付员工，员工也应付你，这样的企业能发展好吗？
作为产业大军主力的农民工，一直以来得不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基本尊重，这才是中国制造业缺乏竞争力的根本原因。
《光彩》：如何改善这种状况？
杨轶清：尊重员工、善待员工是企业发展的趋势，老板必须明白，你给员工发钱不是做慈善，他所得到的都是他应该得到的。
一些知名企业一直很注重这方面的工作。比如，阿里巴巴为买房的员工提供无息贷款，提出要满足丈母娘的需要；传化集团对员工的工资标准有硬性规定——每年工资增长一定要高于企业利润增长。这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经济发展有周期，宏观形势不会一直这么恶劣。尽管今年明年很难看到好转的迹象，但我认为2015 年可能会迎来一波上升点。如果能挺过这一轮低迷的周期，企业一定要吸取教训，把人才摆在第一位，不要又好了伤疤忘了疼。
总之，企业主的态度、方法、思路，决定了企业能否长远发展，决定了企业的生存状态；单纯加薪是远远不够的，加薪时更要加上善待员工的一颗诚心，变被动加薪为主动加薪。
低端制造业梯度转移
《光彩》：一些农民工选择在中西部找工作，而不愿到东部来，这也迫使东部企业提高薪酬。
包括“涨薪潮”在内的一系列现象，能否说明制造业正在发生转移？
杨轶清：中国的制造业不是简单的转移问题。确切地说，是一些低端的、不再具有要素成本优势的制造业，发生了梯度转移。梯度转移是指，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国向东南亚甚至非洲等更低端的、具有成本洼地优势的地区转移。
但现在的情况是，未富先老。有些产业按自身发展规律来看还有空间，还没到转移的时候，可由于不可持续因素的存在，导致这些产业转移提前，出现了空心化。因此，现在发生的一些转移，是不正常的。
《光彩》：导致制造业转移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杨轶清：中国的人口红利、政策红利逐步消失，而且有些产业提前透支了。不单单是劳动力成本，制造业的营商成本，包括劳动力、生产要素（土地、能源、原材料）、政策成本（税收、环保等）等都在提高。
制造业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上游受原材料控制，没有议价能力；下游受市场控制，没有定价权。现在那些产能过剩的低端制造业生存的空间更小了。
从浙江的情况看，实体制造业已经出现了前推后拉、四面受敌的局面。比如在温州，制造业不受当地政府重视，招工招不到，土地拿不到，出口没销路，而外地政府的招商力度又很大——目前，浙江周边的安徽、江西等地区，政府甚至采取产业链或者产业集群的整体招商，这样一来，某个产业以及配套的相关产业就发生了整体迁移。
转移后，在杭州和在成都生产同样一双袜子的成本和技术差不多，杭州以往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存在了。这种产能的转移、空间的转移是不可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