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华妹 中国第一个合法个体户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大部分普通人心中的最好出路，依然是进入国有企业，做一名工人，从此衣食无忧。章华妹也是如此，但当时进国有工厂十分困难，要当工人必须找关系托人，在温州普通人家出生的她自然不具备这个资格。尽管父亲是国企工人，但子女接父辈班这条路，早已给了二哥。
在家庭生活的重压下，解放前做过布匹生意的父亲建议女儿在解放北路的家门口摆一个小摊，卖点小物件补贴家用。
1979年四五月份的一天，章华妹在家门口摆一张小桌子，然后放上几毛钱的日用品、纪念章、手表带等等，就算开张了。由于这些小玩意儿有时在国营商店买不到，再加上离居民楼近，价格便宜，大受欢迎。她每天有好几块钱的纯收入，一个月下来有100多块。在当时，一个普通国企工人的收入大约是三四十块钱，她无疑成了高收入者。一家人的生活也因为她的收入改善了许多。
但开张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摊位后头的章华妹都觉得“特别害臊”。在当时，做小买卖的人群并不被社会主流人群所接受。
除了心理上低人一等，当时国家对小买卖人群的打击更让章华妹每天都生活在一种不安的情绪中。当时，温州市有一个“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小摊主们把他们称作“打办”。几乎每天，都会有“打办”的人员过来清理摆小摊的，抓住了就罚款，并没收所有的货物。因此，大家一边做买卖，一边提防被抓——一看见那些人就飞快地收起摊子，搬进自己家中，并关上房门。
1979年9月份，中国将个体经济列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意味着个体户第一次被政府承认。当时，温州鼓楼工商所刚刚成立，所里的人找到章华妹，说现在对做生意放开了，可以去领一个营业执照过来。不过，章华妹当时并没有答应，“在自己家门口卖东西还要办执照？”而在解放北路上摆摊的人也没有一个人答应，“文革”刚刚结束没多久，大家都摸不清什么路数，因此谁也不敢贸然答应。
不过，当章华妹回家告诉父亲这个事情时，曾经从商多年的父亲沉吟了一下：“你去办一张吧，说不定有好处的。”章华妹拿着申请表格，送到了鼓楼工商所。1980年12月11日，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红印章盖在一份特殊的营业执照上——工商证字第10101号。执照上清楚地写着：“姓名：章华妹；地址：解放北路83号；生产经营范围：小百货。”拿到执照的章华妹甚至没有仔细端详那张证书，就直接挂到了自己商铺的墙上。她没有想到，这张用毛笔填写的营业执照尘封多年以后竟然成了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而章华妹也作为中国第一个合法个体户被载入史册。
在某种程度上，这张纸宣告着一个时代的开始：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有了解冻的迹象，个人在市场经济中释放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在此后的岁月中，出身“寒微”的个体户如草根一样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一有土壤就发芽，一见阳光便灿烂。
悦宾饭馆 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
此时，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人们也看到了个体经济的萌芽。
十几岁就离开河北老家到京谋生的刘桂仙、郭培基夫妇都做得一手好菜。一个偶然的机会，刘桂仙听到广播里说，南方有人开了夫妻店，这让她很心动。她去东城区工商局办执照，一开始，工商局的人告诉刘桂仙：“没有营业执照不能开店，要营业执照又没政策。”可刘桂仙天天去工商局，最后感动了副局长靳云平，同意选择刘桂仙家的饭馆作为试点。
1980年9月30日，刘桂仙在北京市东城区翠花胡同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开了北京第一家私人经营的“悦宾饭馆”。这个只有四张桌子的饭馆花了刘桂仙1100元人民币，包括前半辈子500元的积蓄，银行贷款500元和丈夫借来的100元。
在刘桂仙的记忆中，开业当天，看热闹的人比吃饭的人多出几十倍。当天晚上的《北京晚报》登出一篇两百来字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开张》。这条消息立刻引来了人们的好奇，当晚，许多人慕名来到饭店。美国合众社记者说，三天之内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开了个体饭店。从此，刘桂仙开店的消息传开了。
店虽然开起来了，但在一切凭本购货的票证年代，个体经营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挑战。
为解决城里的配给供应难题，刘桂仙每天一早带着两个大口袋，坐火车去保定和高碑店集市，用买回来的各种原料做出国营饭店都没有的菜肴。一次，一个记者冒充炊事员找到郭培基套近乎，郭培基以为是同行也就没了顾虑，说出“开店碰到没粮没油没政策”的苦衷。记者写的新闻被广播出来，以为会受到批评的刘桂仙竟然收到有人特意送来的粮本。原来，工商局的干部说服了东城区粮食局，给刘桂仙拿到了批条，又为刘桂仙办下执照，还端着盆帮他们找豆腐。
当时饭店的食客有三类人：使馆人员、住在华侨大厦的客人以及周边机关，如文化部、法院、人民教育出版社、妇产医院的公职人员。周边住户基本无人光顾，对于月收入三四十元的工薪阶层来说，下馆子无疑为败家之举。
也许与美国记者的报道有关，一个月后，美国使馆突然提出按每个人10块钱的标准包桌。那时候一个炒豆腐1毛2，1块钱能吃得很好，10块钱一个人的标准已经很高。在美国使馆的包桌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一桌十五六人的包席，刘桂仙能挣一半，很快就成了万元户。而饭店包桌的预定居然已经排到68天之后。美国合众社记者写道，“在中国，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成了万元户的刘桂仙谨小慎微，怕被说成资本主义，不敢雇工。但“个体第一家”还是引来了风言风语。因为还没批照就让刘桂仙开业，靳云平曾遭到一位上级的批评，甚至连公安局也私下调查过夫妇俩。在种种压力下，经营了不长时间，刘桂仙把店关掉了。
过了几天，快到春节了，市政府领导拨开围在门口的记者进到刘桂仙家，劝说她重新开业，说过年时，国家领导人要来看望这个第一家个体饭店。
1981年春节，国家领导人姚依林、陈慕华来到刘桂仙家拜年。在这种特殊支持下，重新开业后，风言风语没有了，刘桂仙和郭培基的心里踏实了。“大人物的肯定”让吃了定心丸的刘桂仙在崇文门三角地雇了一个人。“心里揣着兔子”般地过了几天，见没动静，她又雇起了第二个、第三个��回想当年，刘桂仙的创业足迹无处不显现着乍暖还寒的时代温度。此后，悦宾饭店屹立多年不倒，除了受惠于“中国餐饮个体第一家”的招牌，更重要的是食品质量。真材实料的关键在采买，这一环节，刘桂仙从不假手外人。她掌勺时自己采买，后移交家人。身体好的时候，刘桂仙每天都要去店里，督促卫生，尝尝菜的味道有没有变。刘桂仙经常说的是：这个中国的“第一家”不能倒。
容志仁 第一代万元户
1979年3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4个月，在广东阳江下乡的容志仁户口回到了广州。那时的广州百废待兴，几十万下乡知青由四面八方涌回广州城，政府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解决这批知青的就业问题。容志仁从报纸上看到党和政府提倡发展个体经济，允许个人从事个体劳动，可以开设个体或集体小食店、饭店和杂货店。他想，既然没有工作，倒不如从事个体劳动，至少可以解决生活问题。
1979年3月底，容志仁在越秀区东风街街道办事处申请了个体执照，填的是工艺美术。但容志仁家所在的西华路既不是商业区，也不是文化区，做工艺美术没生意，在邻居的建议下，容志仁决定做早餐生意，解决工人、学生吃早餐难的问题。
早餐店起家时只有容志仁和太太的100元积蓄，用这些钱买碗、买碟，买酱料、粉、花生、猪骨等原料之后连锅都买不起，只好跟街道文化站借了一口锅用来煮粥。当时的个体户不用有铺面，放在哪里都可以。容志仁在西华路司马坊街口搭了个简陋的棚子，卖粉和粥，腩汁粉一毛钱一碟，牛腩粉两毛五一碟，花生猪骨粥一毛钱一碗。开张第一天就赚了3块7角钱。
辛苦是不言而喻的，早上5点钟起床，6点钟出摊，10点钟收摊。下午要准备原料，从粉厂买粉，晚上把牛腩煮好。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一个小学生的要求启发了他，许多小学生只有一毛钱的早餐费，他们想吃粥又想吃粉，“我应该满足他们。”第二天，容志仁买了很多小碟、小碗，挂了一个牌，写着“学生餐一毛钱，有粉有粥”。这是全城最便宜的早餐，容志仁卖的粉从20斤跳到了100斤，他的学生餐就这样出了名。
1981年8月18日，共青团广东省委召开广州市部分青年个体户座谈会，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接见了与会的12名青年个体户。任仲夷肯定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表明党和政府的政策要扶持发展个体经济。这让容志仁等12个个体户青年深受鼓舞。
讲完政策后，任仲夷让青年个体户发言，12个个体户青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发言。容志仁看大家都不发言，当仁不让地站出来，讲述了他的容光饮食店并且特设了一个学生餐。任书记一拍桌子站起来，说：“容志仁你说得很好，我们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做法。在座的有很多报社记者，你们都要报道。”开完会回到家，容志仁发现家里站得满满的都是记者，广州各大报纸都对他做了报道，容志仁一下子出名了。
容志仁出名之后，西华路增加了20家个体户，都是小吃店、电器修理、服装店之类的服务行业。他们是改革开放中收获第一桶金的人，成了第一代万元户。据容志仁回忆，当时县长一个月的工资是105元，个体户中很多一天就能挣一百元。
1983年，容志仁作为广东省代表去北京参加全国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8月30日，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了个体经济代表，并做了《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他说，“有人认为干个体是不光彩的，我说干个体是光彩的，你们走的是光彩的路，你们是光彩的人，你们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1984年3月底，广州市个体户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广州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成立了广州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当时个体户刚归工商局管理，工商局表示要把协会的权力交给民间，民主选举会长。容志仁得票最多，当选为会长。
当时，社会上还是有人看不起个体户，认为当“街边仔”是件不光彩的事，而个体户本身文化素质也需要提高。于是，容志仁就发起了一个“橙色计划”，就是要个体户学文化、学政策、学专业知识。同时还成立了一个足球队，一个文艺宣传队，让别人知道个体户也有追求，也有精彩的生活。
随着时代的变迁，容志仁逐渐结束了学生餐的生意，开始经营服装，又辗转在塞班岛和南非经营餐饮和贸易。当年一些和容志仁关系很好的个体户在很多年后已经改头换面，越做越大，比如“胜记”、香江酒楼、立白洗衣粉等等。“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我在南非，我就觉得广东的经济会迎来一个发展的高潮。现在回头看那段经历，是因环境所需，我做了自己不是十分愿意做的事，并突然出了名，我认为是种偶然，也是一种无奈，是生存的需要，但是这段经历增加了我生命的精彩。”容志仁说。
傻子瓜子 引发雇工大讨论
1980年，安徽芜湖因为一个小小的生意人出了名，这个人是年广久，他的生意是炒瓜子。
1949年，年广久就开始在街头摆摊。但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先是他的水果摊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了，接着贩板栗被归为“投机倒把”而受清查。
1966年，“文革”爆发，年广久成了芜湖市“运动”的对象，又被关了二十多天，但这些都没有磨灭年广久的意志。“文革”期间，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年广久的瓜子事业在地下“偷偷摸摸”地开始了。
年广久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涯：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炒几百斤，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5点，洗洗脸，稍微睡一会。7点钟左右又起来，开始把炒好的瓜子分包包好，中午12点左右，人们下班时间到了，就出去偷偷地卖。下午再包，6点钟人们下班时间再卖，如此循环往复。年广久炒出来的瓜子清香满口，慢慢在邻居出了名，每天都有人排队，这在当时十分少见。他给自己的瓜子起了个名字“傻子瓜子”，虽然不好听但是非常好记，很快傻子瓜子竟成为芜湖稍有名气的品牌。
芜湖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陈国胜第一个对年广久进行了报道，他的《名不虚传傻子瓜子》在全国传开后，年广久和傻子瓜子都出了名。
年广久富了。1976年，年广久赚到了100万。钞票太多，摆在屋里发了霉，年广久把几十万的钞票摆在防震棚上晒太阳，一时间，年广久晒钞票成了芜湖最热门的话题。卖瓜子也能发大财，强烈冲击着人们的思维——当时国营商店的正式工人每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元。
但对年广久来说，个体户能走多久还是个问号。很快，就有人议论年广久是不是在搞资本主义。
说年广久搞资本主义是有理论依据的，在马克思著名的《资本论》中提到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从1981年至1984年，年广九的雇工由3人发展到103人， 成为当时中国雇工人数最多的个体户。
当时在全国已经有10万个个体户，他们的雇工人数是否应该限制，能不能超过8个已经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演变成现实问题。
年广久虽然每天还在炒他的瓜子，但是这些不利于他的传闻让他终日惶惶不安。
1983年底，有人将年广久雇工的问题向上反映。不久，在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年广久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于是“年广久剥削人民，是资本家，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指责甚嚣尘上。最后，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这份报告最终被送到邓小平手里，邓小平表示可以“放一放、看一看”，这六个字给了年广久一条生路。
1986年春节前，年广久成立了傻子瓜子公司，并在全国发起有奖销售，头等奖为一辆上海牌轿车。仅3个月，傻子瓜子就获利百万。但随即中央下令禁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打乱了年广久的计划。有奖销售不能兑现，各地纷纷提出退货，结果年广久血本无归。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久的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查。
傻子瓜子一直以来都是个体经营，即使办了傻子瓜子公司，但依然保持其一直以来的经营作风，账目混乱，对学徒动辄打骂。在经济效益好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被掩盖，但是有奖销售事件让问题一一暴露出来。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对年广久案进行公开审理，经济问题最终不成立，却以流氓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再次点了傻子的名：“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随即，年广久因经济罪不成立而获释。出狱后的年广久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寄了几斤瓜子。
在此之后，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雇工人数已经逐渐不再成为个体户发展的束缚。直到如今《个体工商户条例》的出台，取消了个体户从业人员人数的限制，也许此时，压在年广久身上多年的问号才真正转化成一个感叹号！
高德良 上书中央问计个体户前途
高德良的出名最初源于从外祖母家学来的“太爷鸡”。“太爷鸡”是一道驰名粤港的名菜，因创始人周桂生曾是清末广东新会县的知县，辛亥革命后丢了官，以卖熏烤鸡为业，周生记“太爷鸡”由此得名。高德良是周桂生的外曾孙，自幼得到外祖母真传，十几岁就掌握了烹制“太爷鸡”的秘诀。
1980年4月，已在广州锅炉厂当了一年多焊工的高德良将几只祖传的“太爷鸡”摆上街，不料竟大受欢迎。
为尽快申领到工商执照，高德良现场给前来考察的工商人员做了一只“太爷鸡”。工商人员一尝，连连称好，当天就给他办了执照。高德良因此被媒体称为广州第一个通过临考以鉴定资格获取牌照的个体户。
真正让高德良出名的，是1980年11月他给国务院写的一封信。
当时，高德良的“太爷鸡”正处事业上升期。开业头一个月，营业额高达7000元。但所处的环境却让他觉得束手束脚——雇工不得超过8个，否则就是资本家剥削；日营业额超过100元就课以2％至3％的重税；向银行贷款3000元最后只批了1000元。一气之下，他提笔写下了那封至今看来仍具建设性与代表性的长信。
这封给国务院领导的信第一段是一连串共8个问句，“个体户有没有前途？目前对个体户的税收政策是否合理？是扶持个体户，还是限制……”他在信中说，“这是一条新的路子，探索者的使命是令人神往，而又使人畏惧的，我愿意做一个探索者，利用中央给予广东经济特权这个优势，利用广东与港澳交接，交通方便的特定地理条件，学会做生意，做活生意。”高德良在信中还说，“我们的政权归无产阶级，在国家对生产资料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允许一些照目前的理论解释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存在。将来，革命实践和由此而产生的理论对这些经济形式的解释如何，待将来去论断。”“在目前的历史时期，只要这些'资本主义'经济不以非法的手段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触犯国家的法律，我们国家就要有法律保障这类实践活动的人员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所有，这是我们进行经济改革和探索新路的决定因素。”因担心自己的钢笔字写得不好，高德良请姐夫把信重抄了一遍后，12月26日，他用挂号信寄往北京。当时，中国还没有走出“左”的阴影，很多看过信的亲朋好友都为高德良捏了一把汗。
高德良没有想到，信寄出去不到一周，中央就派人下来调查。1981年5月9日，《羊城晚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发报道《国务院领导过问太爷鸡》，顿时，羊城个体户奔走相告。
在向有关部门陈述意见时，高德良直言不讳地说，国家对新办的国家企业可以免税一段时间，但作为新办的“私人企业”，却没有喘息期。国家或集体开办一间企业要资金，个体户办企业同样要资金，一开始在税收上就“以严处理”是吃不消的。作为“私人企业”，全部商品是经济商品，在议价商品的营业额上征收3%的工商税，还有所得税，是否重？起码一点，价格高，竞争力必然减弱。
随后，广东媒体开始连续报道高德良上书国务院求解“太爷鸡”一事，高德良由此名声远扬。1982年，他被选为广州优秀青年，受到时任省委书记任仲夷接见。1985年，他和邓小平的名字一起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风云人物”，理由是“中国改革的典型人物”。
在上书保护非公有制经济时，高德良重点提到私营企业贷款难问题。此事后来受到领导的关注。1983年，国家实施允许个体经营者贷款的政策，广州便是其中的一个试点，而高德良成为广州私企信贷的首批受惠客户。6月，他第一次获得4000元贷款，太爷鸡的经营得以扩大。让高德良吃惊的是，第一次获贷不用担保，而且利息低于其他工业用贷款。
高德良设想，要扩大周生记这样的个体户，需要有一些特许权。高德良在那封上书国务院的信中说，目前（我）是个体户，只能容纳家庭成员，“如要扩大必须增加人手，但一旦增加人手，就是'雇工'.个体工商业者的地位也发生质的变化。算不算'资本家'？是'红色'还是'灰色'？法律上能不能保证'他'的地位？”类似的意见，高德良在给国务院的信中梳理了8条，尤其是建议要有法律去保障个体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所有。
24年后，高德良夙愿得偿，在2004年全国两会过后，“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被写入《宪法》。
八大王事件 个体户险境求生
并不是所有个体户都能如高德良这样幸运。
1982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国家七部委进驻温州柳市镇，以“投机倒把罪”查处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头浪尖”上的个体业主。被称为柳市八大王的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
“1982年6月17日凌晨正在熟睡时，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带着手枪、手铐冲进我家，把我从床上拉下来带走，然后在柳市镇工商所对我进行审查。我拒不承认'投机倒把'罪行，也不愿意写检讨材料。争执中，我把墨水瓶摔到墙上，对方气呼呼地走了。我就趁机溜回家，拿了七八千元现金，从水路逃出了柳市。”郑元忠回忆。1983年10月20日晚，郑元忠潜回家中的第5日，被破门而入的警察抓获。第二天，他被反铐双手，身上还绑着麻绳，游街般从柳市派出所押到汽车站，再投入乐清县看守所，和一批重刑嫌疑犯关押在一起。“当时，一股凉气从我心里冒出，这条命算是完了！”“八大王事件”仅仅是1982年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到1982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在“八大王事件”发生后的2年多时间里，温州和浙江的脚步缓慢了许多。经济整肃让私营经济遭遇第一次寒流，大大延缓了它的成长势头，特别是先发展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承受的冲击和压力最为明显。
1984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被捕的几个人才被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而后恢复名誉，归还已经被没收的财产。
从1982年“八大王”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到1985年“温州模式”被正式提出，再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温州被称为“奇迹”。在这个中国私营企业最早萌芽的地方，争议与喧嚣长期存在。在一些人眼中，它是资本主义的温床，而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它是市场经济的“麦加”。每一次的观念交锋，温州总是首当其冲，对这座城市的评价，成为了改革立场的“温度表”。
但无论外界如何喧嚣，温州的个体户依然在默默地成长。1983年前后，温州的个体户已占全国总数的1/10.“一双手”、“两条腿”、“三分邮票”、“四小产品”的家庭作坊式生产，使温州人在不声不响中完成了资本积累。
以小商品、大市场的经营方式打开局面，这个浙南小城，生产了全国10%的服装、20%的鞋、60%的剃须刀、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和90%的水彩笔，温州的低压电器、五金制品、汽车摩托车配件、陶瓷制品在国内也都占有重要地位。此外，神奇的温州人还把经商的大潮涌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把温州经济与全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联系在一体，成为个体经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题图为上世纪80年代的温州柳市街景）
崔万增 下海潮打湿象牙塔
1992年，北京开始流行一个口号：“要想富，上马路。”各种跳蚤市场一夜间遍布大街小巷。而“个体户”早已成为时髦词汇，“上马路”的不再只是那些“失业青年”和“失足青年”，在“做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刺激下，一些端坐在象牙塔的文化人和曾被人羡慕的捧着“铁饭碗”的人也迸发出了空前的经商热情，纷纷加入个体户大军。“馅饼教授”就是当时最具符号意义的名词。
崔万增是故事的主角。
1992年，《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报道称，“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是当时青年人“最迫切的需要”，许多人打出“第一职业求稳定，第二职业求发财”的口号。
这时的崔万增是北京林业大学外语系党总支书记，56元的月工资拿了20多年，刚刚涨到300多元，供养4个孩子，生活十分清苦。
当时社会舆论认为教师的工资普遍偏低，好多老师们都在课外偷偷做兼职，给别人带课“赚点外快”。崔万增也动了心思。
暑假要到了，学校组织教职工去北戴河度假。崔万增很犯愁：家里没有闲钱去旅游。他转念一想，不如不去了，摆个小摊赚点小钱补贴家用。
老两口商量，可以摆个馅饼摊，工具家里大多都有，且操作简便。他哪里知道，这个馅饼摊后来竟惹出了那样大的风波。
卖馅饼前，崔万增跑去工商局咨询，得到的意见是：如果只是暑假在学校摆摊的话，可以试卖一个月，不需要办证。7月底，北京林业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张《试卖馅饼启事》。上面写道，为“熟悉社会，了解市场经济”而试卖馅饼，落款“崔万增”。那张启事让崔万增挣扎了很久，“我好歹是个党总支书记，正处级干部，在学校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还是拉不下脸面来。”那张启事是他在夜里11点左右，趁校园里夜黑人静，蹬着三轮车悄悄贴出来的。
1992年8月1日，崔万增的馅饼摊开张了。
早晨，崔万增夫妇4点钟起床，天色蒙蒙亮，蹬了一小时三轮车到大钟寺菜市场买了洋白菜、大葱和猪肉。回家后，老伴“主厨”，崔万增打下手，忙得团团转。
上午11点，崔万增身着白色衣帽，出现在学校教工食堂门口，馅饼摊正式开张。馅饼3毛钱一个，一小时后销售一空。
一星期后，北京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教授卖馅饼》。随后各大媒体蜂拥而至，甚至加拿大的媒体也“慕名而来”。
很快，教授该不该卖馅饼引发了全国大讨论。反对者认为“不务正业”、“有辱斯文”，也有人由此抨击教育体制，认为脑体倒挂，教师收入太低。当时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全国人大代表陈国达等也纷纷站出来表示不赞成教授卖馅饼。商海冲击下象牙塔的晃动，让人们惶恐不安。崔万增也因“馅饼”而被动卷入舆论漩涡。
新学期开学，有同事告诉崔万增，一次会上，校长谈到教职工从事第二职业的问题，点名批评了崔万增，说他“不务正业”。崔万增惶恐起来，不过他认为自己没影响工作，应不至于有什么后果。
次年暑假，崔万增又卖了一段时间馅饼。11月，校党委书记将他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说，干部要轮换了，五十七八岁的老党员要退居二线，你是符合条件的��崔万增当时就懵了。后来有一位年龄比崔万增大的同事上任了，由此他更认定是因自己卖馅饼之故。
退居二线后，崔万增脾气很不好，每次回家，就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自己怎么就因为卖馅饼下台了？总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事过十数载，崔万增对“馅饼”之事还是未能释怀。事后他才注意到，自己成为一个时代“名词”的背后，商海的浪潮席卷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1992年，张贤亮发表《文化型商人宣言》：“中国的文化人只有参与了经济生活才能干预社会生活��我们应该自信自己是强有力的，我们的手腕将会粗壮起来，我们要把中国的市场骑在胯下，在上面展开优美的'托马斯全旋'.”那段时间，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职工也干起了个体。
初中毕业，只有16岁的郑秀康到一家国有集体企业——温州市通用机械厂求职。17年后，已经33岁的郑秀康开始边工作边做制鞋学徒，目的只是为了改善日子，养活老婆孩子。1980年，生活依然艰辛，郑秀康终于向单位正式提出了辞职，创办红象皮鞋作坊。现在的郑秀康，已经脱离了个体户的行列，拥有了中国第一枚人头像商标——康奈，成了中国鞋业的领跑者。
秀水街 知识产权之殇
对于外国人来说，对中国个体户的了解大概更多的是来自秀水街。
这里几乎是唯一外宾多过内宾的商品市场。来这条上下8层的“街”上购物的，90%是外宾。
在1982年前后，不知道谁最先在秀水街附近卖水果，紧跟着，摆摊卖衣服、卖工艺品的也来了。1985年朝阳区政府在秀水街上空搭了块布，上书“文明经商、保持卫生、保质保量、收费合理”，让个体户在棚户内经营，市场的合法地位以巧妙的方式得以肯定。
当时还在北京一国营工厂从事机床工作的李书兰也在那个时代赶了回时髦，1988年9月的一天，48岁的她下班回家路过秀水街，看见有人摆摊卖东西。好奇心重的她找到一个小伙子问个究竟，对方告诉她“傍晚到晚上来，没人管”。正琢磨退休后出路的她，回家后欣喜地告诉爱人想下班摆摊，爱人却坚决摇头，“都是国家正式职工，卖什么东西！”她并未放弃。一天下了早班，径直来到附近的光华路针织厂，买了几件小孩秋衣秋裤，拿到秀水街来卖，“怪不好意思的，生怕熟人认出来，刚开始不敢吆喝。”第一个主顾是个黑人朋友，要买一身小孩衣服，连点头带比划总算把第一桩买卖完成，当天她赚了一倍。
之后李书兰就常和同事换班，赶下午到秀水卖货。慢慢的她才知道不少同行是刚从“大牢”里出来的。
1988年底，在朝阳区政府要求下，140多名个体户每人出资3000元，建立了有防火措施的铁皮棚屋，个体户有了比较正式的经营场所。日常“练摊”，偶尔“倒外汇”，这些个体户们几乎一夜之间成为北京最早富起来的人，秀水街的税收在1990年代初已达250万元人民币，个体户们基本上家家有车。在秀水街个体户的记忆里，这段时间钱特别好赚，外商结账时，钱都论捆数，一捆十万；结完账后，就把钱随意装进空鞋盒，端到银行去存。
虽然“暴富”，但商人群体并不能“光鲜”面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敏感时期，个体户们只埋头干活，小心做人，不问太多“究竟”。
盛名之下，波折随之而来，缘起于知识产权。
一开始，秀水街并没有假名牌，大多数都是“出口转内销”的真名牌，由于线头拉锁等小瑕疵，以比正价低好多倍的价钱处理。当这些货品满足不了顾客需求时，仿冒就成了应付之举。秀水街市场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汪自力说，按照规定秀水市场明令禁止假名牌，但仍有外国朋友点名要买，大量需求之下，个别商家私底下仍在销售。
2004年7月20日，美国驻华使馆经济参赞王晓岷致信朝阳区政府，对秀水市场个体户销售假冒产品侵犯知识产权问题提出质疑。政府开始介入整顿，打算拆除重建市场。
个体户们自发结团，与政府协商，表示不愿意搬离露天老市场，进入新楼，宁愿维持较为“自由”的状态，他们担心的是各项租金及税费问题。但政府考虑到奥运临近，由于秀水的“窗口”作用，商户的经商行为需要统一规范管理。
2004年8月19日之后，政府部门和商户达成共识，秀水市场拆迁基本已成定局。2005年1月6日，秀水市场拆除；3月19日，新秀水街大厦正式开业，管理方北京秀水有限公司具备政府背景。新秀水市场统一了市场管理费、租金和各种税费，一个不大的摊位，一月的费用在5000元左右。
热闹的拆迁无法掩盖市场商户知识产权的软肋。2005年9月，香奈尔等五家国际知名品牌联合把秀水街告上法庭，秀水街市场自1985年开办以来第一次因销售仿冒品被控侵权，并最终败诉赔款。
2008年1月，秀水街市场推出了首个自有品牌“SilkStreet”丝绸。秀水街管理者们开始筹划他们认为的“提档”和自我“品牌”战略，原来商户们来自市场嗅觉的灵敏反应开始渐次让度。为规范仿冒品，管理者甚至引进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大型折扣店落户秀水。并成立了知识产权基金，鼓励商户和厂家自主研发和推广国产品牌，对于发展很好的民族品牌，给予奖励。
在秀水街的变迁中不难看出，个体户如今的生存环境已经和早期大不相同，单打独斗、走街串巷的个体户已经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以餐饮、服装、百货为主题，将个体户汇集在一起的大型集贸市场，例如沈阳的五爱市场、北京的动物园地区以及武汉的汉正街等等。靠贩卖仿制品赚取微薄利润的模式也已经难以为继，在市场经济中自发成长起来的个体经济，开始不得不正视现代商业文明的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