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1999：个体户书写历史
1980年前后的中国笼罩在一种政治上轻松、经济上沉重的氛围中。国有企业中令人头痛的消极怠工和化公为私的行为，造成至少30%的企业亏损；流通领域障碍重重，物资极为短缺，商业网点分布严重不足，吃饭难、住店难、做衣难、行路难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全国所有大城市的“城市病”；同时，800万上山下乡的青年回到城市，工作安排成了一个大问题，城镇失业率高达5.3%。一些国营企业的职工为了让孩子接班，常常谎称自己得了某种疾病而提前退休。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一些在文革中进过公安局的人，即使只是犯了小小的错误被处理，也无法找到接收单位。
沉默了几代的经商意识在这种压力下瞬间释放出来，一些人开始重新审视生活的环境，并努力寻找出路。他们有的挂着“文明经商”、“礼貌服务”的招牌在街边摆小摊卖衣服；有的当街支起缝纫机，为排队等候的顾客缝补衣服；还有人支起了沾满污垢的灰白色铁炉，上面架一个热气腾腾的铝盆，里面盛着茶叶蛋��这些人成为最早的一批个体户。
此时的个体户几乎是待业青年和劳改犯的代名词，投诸于他们身上的目光有蔑视，有同情，但也有对他们的“自由身”和迅速致富的暗中羡慕。
1980年2月，一家逃过文革浩劫、“侥幸”经营了20年的夫妻客店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对象。这家位于北京海淀区八里庄街东口的八里庄天义客店是乔天民夫妻俩在1953年1月开办的，坚持营业20多年，以每月平均缴税10元计算，共交给国家3000多元的税款；按每天房客为5人次计算，20多年间来住店的就有四万六千多人次。老乔一家每月能有七八十元收入，能供养孩子们念完中学。报纸发出疑问，“这样的客店有什么理由不许它存在呢？”北京西城区锦什坊街的个体理发店店主刘万春上了香港《大公报》的版面：刘万春为了一位顾客，一直营业到晚上11点，这在以前的国营理发店是万万不可能的。刘万春1个月的工资据计算是150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厂一个3级工3个月的工资，或者相当于十三级局、处级干部1个月的工资。
鼓励个体户的新闻不断在全国乃至世界诸多媒体上出现。《人民日报》为长途贩运是否是“投机倒把”辩护：“允许长途贩运是完全必要的”。北京钱粮胡同的张素珍把三台缝纫机抬进拥挤的卧室，办起了一家私营西服缝纫店。美联社的记者报道说：“她在赚钱，也在创造中国经济史。”英国《每日电讯报》甚至为“三轮车又回到了北京”感叹不已。
在个体力量突破计划经济的藩篱、摸索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草根的力量，也有政策推动。
1980年新年的第一天，邓小平在茶话会上指出，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80年代我们需要做好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
1981年7月7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这是国务院第一个关于个体经济的行政法规性文件，给人们发出一个重要信号：个体经济在中国可以存在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调整了。但是，个体经济在当时只是“允许存在”，只是“必要补充”。
当年，一群经济学家聚集在北京，参加“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会上许多学者认为，“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就业，都有好处。”他们强调，“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1983年至1985年，中央连续下发三个1号文件，要求放宽政策，扶持个体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的作用也是明显的。1980年，北京市有关部门提出发展商业服务业的办法；1982年，义乌提出了“四个允许”的政策，即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使义乌的个私经济走在全国前列。
当时代的枷锁开始显现松动的迹象时，一些人没有片刻犹豫，一把抓住了机会。
在这一年，章华妹领到了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刘桂仙开了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年广久靠着炒瓜子赚到了100万；在3平方米的小屋子里，郑秀康创办了康奈的原型——红象皮鞋作坊；在重庆，一批文化大革命前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商贩重新开业；在上海和辽宁，城镇个体经济已各有了一万多户；在福州，一直都在或明或暗地经营的个体户，终于可以“按全市商业网点的总布局，在有关部门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价格”进行营业；从昆明到西双版纳，沿途都可以见到来云南做生意的外乡人，他们中有缝鞋的、卖眼镜的，甚至还有镶牙的；温州乐清的电器大军开始悄然走向全国��这段日子，被视为中国个体经济起步的关键，个体工商户的数量从1978年的14万户发展到1986年1211万户，从业人员1846万人，注册资本金180亿元。由于当时正处于短缺经济时期，生产什么商品都卖得出去，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都能迎合社会需要，而长途贩运、贱买贵卖获利更为可观。这样，个体经营者逐渐从夫妻档、父子兵、兄弟摊扩大到雇请工人，并且雇佣人数日益增多。
1981年国务院发布108号文件规定，“个体户可以再雇请1-2个帮手，有技术的可以带3-5个学徒”，允许个体工商户雇工7人，超出这个范围就定性为民企。这个意见，和历史上中央关于“划分阶级成分从而划分企业的主要标准是看有无雇佣关系”的指导精神是一致的。
允许发展个体经营是为了解决城市闲散人员就业的问题，但个体经营规模发展很快，没多久在全国城乡都出现了雇工人数超过7人乃至达到百余人、数百人的大户。雇工大户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许多人竭力反对雇工大户的出现，甚至认为这是引发阶段斗争的新动向，主张用税收或其他办法给予打击。甚至有人将个体经济与国有经济对立起来，一场姓“资”姓“社”的争论也在这个时期再次成为热点。
在这种背景下，1982年，由邓小平提出、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对个体经济采取“看一看”的方针。1983年，中央又通过文件，提出了对“超过规定雇请多个帮工”问题“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
在最高层本身也不能预料个体经济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命运的当时，这种开明的态度让个体经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87年到1999年，个体经济步入快速发展阶段。1999年，个体工商户的数量发展到3160万户（建国后的最高值），从业人员6241万人，注册资本金3439亿元。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2年的春节，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88年新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取代计划经济体制。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犹如一场春风，使个体经济的发展环境更加宽松，人们对个体经济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1999-2006：失落的群体
200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一组数据，让舆论的焦点重新瞄准了个体户：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6年6月底下降为2505.7万户。也就是说，从1999年到2006年6月的7年半时间里，个体户总数少了650多万户，平均每年减少87万户。
导致个体户数量缩水的原因很多。其一是，2000年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后，进一步加强了登记、监督和统计工作的规范化管理，逐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监督管理上来，并借全国统一换发新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之机，对原注册的个体工商户进行了清理。对历史遗留的登记发照数量多、实际经营户少，以“死户”充数的不正常现象，进行了纠正，逐步使登记发照量与实际经营户相吻合，有589万户“死户”被清理出来。
另外，先后出现的个人合伙企业、私营有限责任公司、一人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经济形态，让个体户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可以自由选择。为寻求更大的发展，个体户在不断的滚动发展和资本积累后转为其他私营经济形式成为常态。据工商总局统计，2005年底，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430万户，从业人员4681万人，私营企业户数比1999年的148万户增加了282万户，从业人员比1999年的1900万人增加了2781万人。
但这似乎并不是个体户数量锐减的全部理由。
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与当年国家的大力扶持不同，如今的中国个体户，遭遇了“严苛的政府规制”。
首当其冲的就是“准入”制度。在我国，多数自然人性质的工作、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都必须登记注册，如擦皮鞋、卖冰棍、修理自行车等，若不注册就是非法经营。有些城市甚至提出，连收废品都要统一注册、统一着装。事实上在其他一些市场经济国家，自由职业者和非登记企业大量存在。他们不必注册登记，只要依法经营、依法纳税即可。
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的学者曾对85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环境做过系统调查，结果表明，从注册一家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中国内地为7道，需经的工作日达到111天，而环境较好的某些国家只需要两天。
根据官方公布的各种注册、执照申请与审批费用来判断，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完成审批所需的显性费用，不到其人均年薪的１％。而在中国，占据了人均年薪的11%.全国工商联的相关调查显示，繁重的政府收费使个体和私营企业的成本不断提高。调查罗列了某些地方个体和私营企业需缴纳的费用，包括卫生费、劳动用工年检费、土地发放费、耕地占补开发费、出外经营手续费、工商年鉴公告费、造地专项基金、发票结报费、市政押金、电脑票据工本费、土地设施管理费、房产抵押管理费等各项政府征收税费和基金多达375种。而这还不包括各种摊派、赞助、有偿宣传费和非生产性招待费用。“1／3的税，2／3的费”，费大于税，创业成本过高，成为个体户数量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类似的障碍还有很多。比如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非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街头摊贩都具有合法性，但中国的很多街道却不允许这样做。随着一些大中城市旧城改造和修路拆迁，对以路为市、以街为市等影响城市环境的市场进行整顿、拆迁，将小商小贩、人力车、街头摊点、小店小铺等等一扫而光，代之的是现代化的超市和连锁店。而大中城市社区服务业不断发展完善，便民超市连锁经营迅速发展，也让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个体工商户的传统经营优势逐渐丧失。
2006至今：欲写新辉煌
当全国个体工商户数量锐减、有人认为个体户已由改革先锋沦为改革弃儿的时候，政府部门连续出台的新政策似乎在否认这种看法。
2006年，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交“关于修改或废止有关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的法规、文件，取消个体工商户管理费的建议”，他认为，个体工商户管理费设立收取的理由、依据在时效上滞后，在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今天早已不具备存在基础；用途上不透明，政府部门有占用之嫌；加剧了个体经营者的负担，有违各个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原则，因此，应尽快取消该项收费制度。该提议在北京、天津等地得到了积极响应。
2006年4月，北京市政府明确表示今后将停止征收“集贸市场管理费和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所需相关经费由财政资金给予保障。上海、浙江、四川、重庆等地也表示将取消个体工商户管理费。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出通知，决定从2008年9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
而日前出台的《个体工商户条例》，放宽了个体工商户经营的范围，取消了对个体工商户从业人数的限制，申请者的身份限制也被取消，皆被视为替个体户松绑的明确信号。
在经济形势和消费方式的转变下催生的“新个体户”也萌发了勃勃生机。
在我国从短缺经济向消费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民众的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环境、一站式消费、集中消费、品牌消费、电子购物等新的消费方式不断被民众接受，层出不穷的新经营方式无疑对传统个体户经营模式形成冲击，譬如蔬菜进超市后对农贸市场的冲击，卖场租赁柜台对沿街个体商贩的冲击等。但这些也为个体户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
电子商务的不断流行让很多个体户从实体经营转向了网上开店。在现实中疲于应付各种收费的个体户们把网上开店当成了一个避风港。
不少个体户在淘宝等电子商务网站开店，并雇佣多名雇员，成立自己的网上客服中心。有人将他们称为“新个体户”——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素质，经营领域比较新，并能够熟练运用互联网等现代经营手段与方式。
随着个体户隐身于网络的数量急剧增加，有关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的出现，加强对网络经营的监管，电信、工商、税务、银行等有关部门都已将此提上日程。不过，这些监管将会带来怎样的转变？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从1978年我国出现第一个个体户至今，个体户吃苦耐劳的品性早已得到了印证。个体户以其成本少、风险低、经营灵活等特点在社会中逐渐增长壮大，并遍布社会各个角落，吸纳了大批下岗工人、社会青年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这个群体曾引发很多争议性话题，曾受到生长环境的挤压，也曾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其中的一些佼佼者在摸爬滚打中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代领军人物。
个体户在起步阶段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胆大”和“吃苦”。但在竞争越来越激烈，市场环境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的今天以及未来，个体户需要更多地依靠创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转”体现了个体户的灵活性，同样体现创新意识的重要性。个体户在每个阶段都会遇到新的问题，只有在观念、机制、管理、产品、文化等方面持续创新，才能取得突破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