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工商联研究室研究员黄文夫
《光彩》：又一家曾经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倒下了。您认为太子奶破产的内在原因是什么？
黄文夫：太子奶破产事件既复杂又简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它的败落首先在于企业内部的经营问题。成为央视标王、与三大投行签订对赌协议、遭遇资金链断裂可以视为太子奶发展历程中的三大标志性事件。
1998年崛起。太子奶以8888万元的价格竞得央视标王。虽然投标时企业内部有许多不同意见，但李途纯力排众议，广告播出后销量果然呈爆发式增长，年年翻番，不到十年，太子奶的年销售量已经达到30亿元。
2006年开始盲目扩张。自觉财大气粗的太子奶开始进行非理性融资，从英联、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融资7300万美元，并与三大投行签订了对赌协议。我认为，这是它盲目扩张的高潮时期。融资后的太子奶在全国建立了五大生产基地以及三个合作基地，高调宣称这是“东西南北中”战略，大有占领全国市场的架势。后来，它又从花旗银行进行了第二轮大规模融资，融资额为5亿元人民币。
2008年衰败。这一年，太子奶遭遇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奶业三聚氰胺事件的冲击，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三大投行联合花旗银行要求太子奶提前还贷，资金链紧崩的太子奶不得不在企业内部和社会上进行融资，这也成为李途纯“涉嫌非法吸纳公众存款”被批捕的缘由，太子奶最终被逼入绝境。
从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作为民营企业家的李途纯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有着重大的决策失误，主要体现为盲目扩张和非理性融资。中国不少民营企业都有着和太子奶相似的发展阶段：创业——快速发展——膨胀——扩张——出问题。这几乎成为民营企业的一个魔咒。
《光彩》：有评论认为，即便资金链紧张，太子奶也不至于走到破产的地步。您怎么看？
黄文夫：这就要提到太子奶破产的外部因素，主要是当地有关方面的问题。太子奶作为株洲当地的大型知名企业，关系到劳动力的就业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当地有关方面出手相救，动机无疑是好的，但是方法值得考量。
株洲当地有关方面为解决太子奶问题，采取了三个步骤。
第一是注资。政府从一家企业借款3000万元投入太子奶。可3000万元对于欠债数十亿元的太子奶来说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而有关方面也很难再从其他地方借到钱。
第二是托管。当地有关方面注资1亿元成立了一家名为高科奶业的国有企业，由株洲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文迪波担任董事长。2009年初，双方签订协议，高科奶业对太子奶实施租赁经营，租赁期为一年。但一年期满后，高科奶业并没有向太子奶交还经营权，太子奶集团的核心资产由租赁经营变成当地有关方面强占，企业和股东的经营权、所有权被剥夺。在这种背景下，代表当地有关方面的“托管方”与企业发生严重对立。
第三是启动破产程序。2010年6月底，株洲市有关方面宣布太子奶进入破产程序，但是破产并没有经过企业的实际所有者李途纯的同意，甚至他的代理律师连参加债权人大会的资格都没有。据媒体报道，中小债权人在会议上没有获得发言权，也没有提问的机会，显然，破产程序是有问题的。这从某种程度上看已经成为当地有关方面单方面的行为。
据媒体报道，在高科奶业租赁经营期间，太子奶的业绩没有提升，无论是销售额还是利润都还不如太子奶举步维艰的2008年。文迪波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本人对于奶业经营是外行。
显然，在太子奶破产重组的问题上，株洲市有关方面干预企业经营已经违反了市场经济法则。太子奶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市场的问题，不能生硬地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解决。政府负责制定市场游戏规则，是裁判员，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如果一定要采取行政手段干预，结果往往会事与愿违，非但起不到维持企业正常经营、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反而会激起失业员工和中小债权人的不满。
最近，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特别强调，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步伐。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政府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
《光彩》：您觉得李途纯是否还有重掌太子奶的机会？太子奶的标本意义何在？
黄文夫：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各方的角力错综复杂，十分微妙。这中间，李途纯处于弱势地位，株洲市有关方面和高科奶业处于强势地位。我们呼吁当地有关方面本着法治的精神以及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解决问题。
对比太子奶破产事件和前段时间发生的国美控制权之争，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典型问题，两家企业同样带有浓厚的家族式发展烙印。国美后来成功上市，引入了包括职业经理人制度在内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控制权之争的处理上是比较成功的，基本是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和游戏规则之下进行的。
而太子奶破产是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以来的一起非常典型的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事件。处于事件漩涡的利益各方应该向国美事件的当事人学习，按游戏规则行事。不管结果如何，至少程序上应该合法——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企业发生问题，要通过股东大会去解决。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企，其正常的经营活动应不受政府干涉。优胜劣汰是市场法则，一些民企创立、壮大，一些民企衰败、垮掉，都是正常不过的事。热衷于权力干预或以行政命令方式进入企业，说明了传统的计划或者命令经济的方式和方法在中国还很有市场。很多人习惯于使用看得见的手，不客气地说有时就是喜欢乱伸手、乱插手，而不习惯于使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株洲市有关方面在“太子奶”事件的托管行为，所导致的绝不仅仅是太子奶集团的悲剧，严重的后果还在于，在中国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8年后，当地有关方面仍然插手市场、插手企业，按照传统计划经济思路来执政，树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例证，这种做法与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