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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不仅我做生意，我老婆、儿子也都在做生意。”鲍晓康干过很多行业，从最早沿街卖菜的游商，到摩托车销售代理商，然后转战餐饮，现在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每次遇到好时机，他都能果断抓住；每进入一个新行业，都斩获颇丰。
“好汉不挣有数钱”
1984年，鲍晓康30岁，是北京造纸六厂的一名工人，每月工资38.6元，房子是厂里的福利分房，一套两室一厅，两家人挤在一起，工龄长的住大间，工龄小的住小间，鲍晓康和妻子、四岁的儿子挤在11平方米的小房间。“当时干工作很积极，星期六、星期天去厂里加班，小孩就放在传达室玩一天。”已过而立之年的鲍晓康总结自己的现状，难过地认清了一个事实：不管干多干少，工资是固定不变的；单位里论资排辈，自己又没有后台背景，付出的挺多，得不到重视，职位一直是个小小的班长，没有发展前途。
“当时国家已经开始发放个体营业执照，允许合法经营，我就跟爱人商量，现在做生意合理合法，我一身力气，可以吃苦，好汉不挣有数钱，不如辞职下海吧！”获得了爱人的支持，却遭到了朋友和领导的反对。工厂职代会领导说：“你最好不要辞职，做工人毕竟是铁饭碗。”鲍晓康权衡利弊得失，仍旧决定辞职，于是，交出厂里的福利分房，档案关系转到街道办事处，鲍晓康一家三口搬到妻子娘家骚子营附近，花10元钱租了房，开始了淘金之旅。
从练摊到全国先进个体户
把家庭存折里的300元全部取出来，鲍晓康花了280元买了一辆三轮车，剩下的20元去批发市场买了一批新鲜蔬菜，蹬着一车菜从海淀到东四，沿途叫卖。“每天早晨一起床，我最希望的就是菜都卖光，能空车回来。”
用汗水挣来的钱令人兴奋欣喜。鲍晓康仍然记得刚做游商不久，一车菜卖完回家，毛票、钢镚一个个地数完，发现一天挣了十多块钱，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1984年，个体户还是很受歧视的一个词，只有找不到工作的、游手好闲的人才做个体户，老北京人一提做买卖，就瞧不起，家里人也抬不起头。”鲍晓康在中关村摆摊卖东西时，爱人不敢往前凑，觉得丢人，也怕熟人看见。十几天以后，才能鼓起勇气慢慢地走上前帮把手。鲍晓康说，“刚下海时，我憋着一口气，要为个体户树个榜样。”
1985年，海淀区工商局在颐和园开辟了京颐市场，个体户可以申请固定摊位。鲍晓康租了一间门面房，经营服装和旅游纪念品。开店后不久，鲍晓康一个人忙里忙外，恨不能多几只手脚。思前想后，他劝说爱人从铁路医院辞了职，夫妻俩一起照看店面。当时竞争对手少之又少，市场需求却旺盛，生意很好做，开店当年就挣了上万元，成了万元户。
揣着钱，鲍晓康不敢显富，他偷偷找来岳父帮忙，“您看看村子里有没有别人要卖的房，帮我们买下来。”8000元买了村子里一栋房，一家三口舒舒服服地住了进去。“对我来说，买房是很大的转折点，有了落户的地方，安心了，以后的事就是全力挣钱了。”
1986年，京颐市场拆迁，鲍晓康在颐和园的西北门租了房，“门面房就在颐和园墙外面第一家，当时颐和园的西北门没有对游客开放，但是我判断不久后应该会放开。”果然，西北门很快就开放了，鲍晓康在墙外第一家卖旅游纪念品、工艺品，生意很火。
1986年，经过海淀区工商局介绍，鲍晓康加入海淀区青龙桥个体劳动者协会，不久升任会长，“我们的协会活动有声有色。”鲍晓康回忆说，他们组织了青龙桥个体协会的门诊部，青龙桥的个体户去自己的门诊部看病、抓药，协会给报销，跟国营工厂的工人福利很相似。1989年秋天，鲍晓康以个体户身份入了党，成为《北京日报》的头条——《个体户光荣入党》，翌年又被评为“全国先进个体户”，“执政党认可了我们这个群体，个体户慢慢受到尊重，心里也踏实了。”
转战多个行业
1993年，北京街头的摩托车越来越多，眼看着摩托车行业将是下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鲍晓康马上把店面给了刚从单位辞职的小舅子，到工商局注册成立了摩托车销售公司，名字叫做“大地飞驰”，在中央党校西边租了两间房，开始转行卖摩托车。
“当时是去济南、天津批发摩托车回北京卖，因为我是工人出身，对维修原本就很在行，所以除了销售之外，我们还积极主动地帮客户维修。”第二年，鲍晓康买了辆夏利车，一是方便去外地取配件，二是便于上门维修。
鲍晓康卖摩托车时，市场上干这行的已经比较多了，仅海淀区就有十多家摩托车销售商，但是鲍晓康的顾客越来越多，销售的品牌也多起来，江苏春兰、济南轻骑、南京金城、重庆力帆，还有李书福的吉利摩托，几乎囊括了当时国内摩托车市场的所有大品牌。
鲍晓康说，能够后来者居上，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售后服务好。用户买了摩托车，不管坏在哪里，我们都能开车赶去救援。有一次，顾客车坏在昌平南门镇，接到电话已经是晚上七点了，鲍晓康带着修理工小李一起赶过去修车。“九十年代大家一窝蜂地下海，能赚一笔是一笔，投机的心理很普遍，没有维修售后观念，而我们售后服务好，顾客就觉得可靠、口碑好，所以能走下去。”
2001年，北京市出台了一项新政策，只有在北京环保局注册的摩托车品牌才能在北京市场上卖，这个限制令，把好多摩托车品牌挡在北京市场门外。市场开始萎缩了，鲍晓康处理掉库存，另谋生财之路。
“2001年，老百姓手里钱刚多一点，有点闲钱都爱下馆子。”鲍晓康发现这个现象之后，决定做餐饮。通过朋友介绍，鲍晓康成为阳坊大都饭店的加盟商，加盟费一年5万，4年之后每年往下减1万。装修投入了20多万，因为爱人是回民，就以“纯正的清真餐馆”为特色进行宣传，开业后生意很好，半年之后，就把成本收回了。
2003年，非典肆虐，餐饮业很冷清，熬过这一年，餐馆又恢复了之前的兴旺。不久以后，北宫门修地铁，鲍晓康的餐馆正好在地铁线上，鲍晓康只好黯然关门歇业。
海鲜菜开始流行了，鲍晓康想在餐饮业再接再厉，便在六里屯选了个地方做海鲜饭馆。“人家都说我挺顺利的，进哪个行业都赚钱，其实不尽然。”开业以后，顾客很少，惨淡经营了一段时间，看着难以经营下去，鲍晓康只好转让了事。里里外外装修、设备、房租，加起来赔了40多万。“我跨行业没有失败，不熟悉的地方，进门时很小心，还不致于摔大跟头；熟悉的行业，疏忽了才摔得狠。”鲍晓康难受了一个多月，“我以为自己在餐饮行业已经很有经验了，并且赚到了钱，所以准备做海鲜时比较马虎，方向、项目没有想好就匆匆开始了，这只能怪自己。”
在家赋闲两年多，鲍晓康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事务所里有律师七、八名。采访期间，鲍晓康不停有电话进来，对话里穿插着“开庭”、“出庭”之类的字眼。不再做餐饮业，也有他的道理，“现在大家品位高了，做餐饮怎么说也要2000平米以上的面积，规模小了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每进入一个新行业，鲍晓康都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学习，“像开律师事务所，专业上你不如人家律师，你要充分尊重人家，虚心学习，同时也要坚定自己的信心。”这或许是他从练摊干起，一路走来，总体上顺风顺水的奥秘所在。
“我跨行业没有失败，不熟悉的地方，进门时很小心，还不至于摔大跟头；熟悉的行业，疏忽了才摔得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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