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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周大虎感觉很累，比20多年前创业的时候还累，晚上常常睡不好觉。
经济危机的余威还在持续，尽管目前他的企业受到的影响有限，但他还是感觉压力很大，“知道我在怕什么吗？我怕上中央电视台。创业时压力大是因为如果不成功全家人就没饭吃，现在压力大是因为名气大了，一出门很多人都认识，万一失败关门了，新闻估计得上中央电视台，到时出门都要被人指指点点，太丢脸了。现在我倒是蛮羡慕那些小厂，生意好就开门，生意不好就关门，我不行，丢不起那人。”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对记者说。
反倾销一战成名
2003年，一场反倾销官司让周大虎声名远扬。
温州有500多家打火机生产企业，是世界上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基地，每年出口打火机数量以千万计，其中金属外壳打火机占了世界上90%的份额，2002年6月，欧洲打火机生产商协会认为温州打火机生产厂家低于成本销售，针对中国出口欧洲的打火机向欧盟委员会提起了反倾销诉讼。
听到这消息，我当时就傻在那儿了，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温州的老板谁也不懂这个游戏规则，大家都有点惊慌，觉得小产品要打赢国际官司难度很大。过了八九天才听有关专家说，决定应诉不应诉还有时间限制，如果不应诉，中国的打火机就再也不能进入欧洲市场了。最后五六天，温州烟具协会迅速行动起来，我作为会长和15家企业一起聘请国际律师，确定应诉要点，搜集准备资料，筹集了200万元资金，填写了3000页应诉材料，直到最后一小时，才赶上把应诉资料交给欧盟委员会。
2002年9月和12月，我们这些应诉企业先后两次接受了欧盟核查官员近乎苛刻的实地核查。2006年8月，欧盟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撤消了诉讼，我们取得了胜利。这被称为入世以来中国民营企业打赢欧盟反倾销的第一案。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952年，周大虎出生在一个老革命家庭，坎坷的生活经历让他明白，不能指望别人给自己什么，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如果没有这些经历，他的人生轨迹可能会变得完全不同。
我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就被打成右派。初中毕业以后，我和母亲被下放到到温州一个很偏远的山区，经济条件很差，不出去工作就意味着要饿肚子。为了有饭吃，我偷偷跑出去打工，跟着包工头接活儿干，在湖北、江西、陕西等地辗转奔波。一直到形势好转了，父亲快平反了，母亲退休了，1976年，我才顶替母亲成了邮电局的一个员工，拥有了第一份真正的工作。
进邮电局的第二年，一个朋友跟我说，“大虎，你的年龄该找对象了吧！我有个朋友，二十四五了，是右派的女儿，要不要右派的儿子和右派的女儿碰一碰？”我觉得可以，大家都是右派的子女，谁也不用看不起谁。
我运气好，结婚之后分到了20多平米的房子，生活稳定了下来。从小比人低一等，又吃了太多的苦，我比别的同龄人早熟很多，干活儿比别人卖力，处处要求比别人强，连搬邮包也比别人搬得多，放得整齐，出错率低。那时候工资按照工龄发放，3年涨半级，5年涨1级，奖金也是按照工龄发放，所以做多做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别人经常嘲笑我，“你干得再好有什么用？”
其实不管做什么事情，做得好都是有回报的，他们不懂。很快机会找上了我，领导看我工作认真，就派我到驾驶学校学习，当时驾驶员是高级工种，非常吃香。
80年代，倒茶花一度非常流行，有传言说茶花以后要出口到世界各地，茶花卖得比黄金还贵，两张叶子就是成百上千元。我家里茶花是一点都没有的，也没有钱，但是我有车，可以经常来往于温州和金华之间。金华人特别喜欢小狼狗，而温州盛产小狼狗，我开始在温州和金华之间倒腾茶花和小狼狗。后来我成了邮电系统的茶花第一人。
后来，邮电局成立了服务公司，专门解决职工家属和子女的工作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我做事认真，就推举我当经理负责筹备工作。服务公司和邮电局不一样，除了我一个人的工资是邮电局发放之外全是自负盈亏，这就要求公司努力生产保证利润，这段经历给我下海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下海做打火机
1991年5月8日，这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但这一天对周大虎的妻子黄嫣娴来讲，却是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她下岗了。企业给她三个选择：一是每个月发给一定的生活补贴；二是提前退休；三是给5000元一次性买断工龄。
退休这两个字我一听就觉得可怕，生活补贴一个月就那么一点钱能做什么？我毅然决定让爱人买断工龄，有5000块钱我们自己创业有什么不能做的？
当时温州打火机生产已经形成一个小型产业链，有专业的工厂分工生产配件，做打火机装配门槛低，不需要大工厂和设备，9块钱买来零件，组装好10块钱卖出去，一天做几十只就能解决吃饭问题。
我找了三五个工人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打火机装配作坊，我爱人当小组长管生产，我当她的顾问，利用业余时间跑销售。从一天几十只到几百只，慢慢地，在帮助爱人加工的过程中我对这个产品产生了兴趣，我发现日本人卖四五百元的产品其实成本不过一二十块，之所以价格相差那么大就是因为日本产品的技术含量高、产品质量好。我们的成本低，如果能达到日本的技术标准一定能挤垮日本企业，我进行了市场研究和结构调查，觉得这个产品有前景，有市场，应该去冒一冒风险，赌一把。为了赌赢这把，我辞职下海，和全家人从刚装修好几个月的房子搬进了破旧的工厂。
我下海是付出沉重代价的。当时我已经是邮政局的中层干部，而且有一个让人眼红的职位，前途很不错。丢掉铁饭碗就意味着后无退路，只能成功。出来的时候，我夸下海口，我周大虎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来给你们看看。
与其说是创业，不如说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为了赚钱，每天夜里都要忙到半夜三更才能回家，第二天一早又要赶去小工厂，后来索性就不回家了。前两年到了年三十等工人都走了，下午四五点一家三口才能回家，一年没住过的屋子积满了灰尘，等打扫完了，就快十一点了，家里吃的、喝的、煤气都没有。到了第三年，一家人过年索性也在工厂睡地板。儿子经常吵着要回家，一是生活太艰苦，二是厂房太破旧，同学都不肯过来玩，这样的日子过了整整5年，儿子进去的时候读小学，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高中生了。
创业和创品牌同时进行
20世纪90年代，温州打火机依靠低廉的价格和不错的质量，打破了日本的垄断局面。1992年，温州已经涌现出几百家生产打火机的工厂，这批温州第一代创业者有了自己的厂房和设备，赚到了第一桶金。
到了1993年，温州打火机有了名气，世界各国的老外都拿着现金在温州的工厂里等货。大家意识到，高潮来了！现成的钱谁不要？
高潮过后往往就是低谷，这个道理大家都懂，所以“快捞”的手段成了企业不约而同的默契。几乎所有的厂家都只追求产量不讲究质量，经常是产量一天翻一倍，一周就能翻两番，各行各业都转行做打火机，几个月里企业增加到了几千家，老板们捞得盆满钵满的同时整个打火机行业质量大跌。
那时我已经有了几台机器，近200个工人，发展势头很好。
有一天早上，我一起床，车间主任跑来跟我说，“完了完了，车间跑了几十个工人！”第二天早上，又跑了几十个，一个礼拜下来，工人几乎全跑光了，只剩下几个“老革命”，给我生产配件的加工点也集体叛变。
为什么呢？我要求高，斤斤计较。别人顺着潮流走，只有我一个逆着走。
工人领计件工资，不愿意给我工作。“这个老板脑袋有毛病，跟着他没钱赚，不合算！”工人们都这么说。加工点也一样，给我加工一天只能做5000套，给别人可以做5万套。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州企业有两种做法全国闻名，一种是先积累原始资本，到了九十年代末很多人用之前积累的资本创品牌，成功的也很多。还有极少数人走第二条路，就是创业和创品牌同时进行。在温州有两个代表，做皮鞋的代表是康奈，打火机的代表就是我周大虎。这种做法比较辛苦比较累，但是通常当第一类人开始做品牌的时候，我们的品牌已经成功了。
那段时间，我的日子比别人更难过。因为我的铁饭碗丢掉了，回不了头，只能逼自己往前闯，我开车十几年都没有出过事故，那段时间骑摩托车一个礼拜出了三次事故。
每天的压力都很大，摆在面前的两条路，必须马上做出选择。一条是坚持生产优质产品，但是这样下去很快工人就要跑光了；还有一条，就是随波逐流，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路走不长，走不出名堂，我要按照自己的路走下去。
很快，我关了门。人家在捞钱，我却在办培训班。
当时普工有的是，熟练工却很少，我把普工招来培训，边培训边生产，速度很慢。
半年之后，一切喧嚣归于平静。在这场狂热的“捞钱运动”中，廉价打火机迫使日本这个打火机王国近70%的打火机公司关闭，但劣质的打火机也让近九成的温州打火机企业被外商抛弃，这时，我的时代来了，老外发现，原来周大虎这里有按标准质量生产的好货色。
几千家打火机企业陆续关得只剩几家，老外宁愿排队在我这里等产品。那时候，我每天的产量是5000只，但是老外的订单至少有5万只。
紧跟着，很多人想要帮我做贴牌，可我不干，他们快捞的意识太强，我怕砸了我的牌子，“你傻呀？品牌有什么用，有钱才有用！”他们这么说。
专心做精做强
1994-1995年，垄断世界打火机生产的日本企业受到温州价格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廉价打火机的冲击，那些人工、场地费用贵，要求高利润的日本企业，有的关门，有的委托温州企业贴牌生产，这给温州打火机企业带来了另一波赚取财富的机会，也给周大虎的品牌提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日本的企业进来之后，温州的打火机质量开始好转，那时候又有很多人说我脑袋有毛病。
当时，很多厂家让日本的公司百分之百包掉。只有我是三七开，30%贴牌，70%打自己的品牌。打自己的品牌非常吃力，要去每个城市、每个国家，一点点地推销，投入的资金、人员都很大，人家都想不通，贴牌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你不去做？
我想得比人家超前，如果我100%给你贴牌，你哪天死，我哪天也得死。
当然，完全不做贴牌也不好。以前，我们没有技术，大家都是靠摸索，开发一个产品要一年半载，完全靠运气。日本人为了保证自己的产品质量，会把几十年来积累的生产和管理经验传授给我们，人家一指点，一秒钟就搞定了。短短两三年时间，我的企业进步了十几年，所以我决定两条路一起走，一边贴牌摸索经验一边辛苦创品牌。
我的品牌意识比别人强。1991年，我和爱人做小作坊的时候就注册了“虎牌”商标，当时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品牌甚至连商标有什么用都不知道。没有广告公司，我就找了一个学绘画的学生和我的助手，三个人经常晚上一起琢磨，最后确定了老虎头的图案。那时候没有经验，纹路画得很多很细，印刷的时候很容易模糊，不像现在的品牌商标，简洁明了，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认可了，也不好改，只能把线条改简单，细线改成粗线。
其间诱惑也不少，前几年好多企业搞多元化、搞房地产，我从来没搞过。
我的企业是温州市政府和鹿城区政府的定点参观企业，全国各地的省长、市长、县长只要来温州参观几乎都要来大虎打火机公司，有的希望我去当地投资带动其他企业，还给了我很多优惠政策。那几年，如果搞房地产，我的条件一定比一般企业好，但丢掉这些项目我并不可惜，我总觉得自己精力有限，与其分散投资，不如把打火机这个最熟悉的产品做专做精，我想在打火机行业一直拿红旗。
材料有差距，设计有差别，品牌效应有差距，要想打进高端打火机市场非常不容易。2006年，我们成功研制了高原防风打火机，解决了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普通打火机打不着火的问题，吸引了墨西哥、哥伦比亚等新客户。另外，通过工艺上的精品化打造，不断提升品质、提高档次，在高端市场也分到了一块蛋糕，产品在俄罗斯、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甚至挤进了精品商店。现在虎牌打火机已经达到世界中上水平，但我的梦想是成为像法国都彭那样的世界顶级品牌，从中上到上还有很长的距离，成为世界一线品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几十年的事情，甚至是几代人的事。
“与其分散投资，不如把打火机这个最熟悉的产品专心做精。我想在打火机行业一直拿红旗。”
后记：
温州是中国个体户和民营企业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而周大虎是最能反映第一代温州商人特色的案例之一。记者接触过的多位温州民营企业家几乎都体现出这些共同的特质：他们大多是个体户起家，兄弟姐妹、妻子儿女齐上阵，靠家庭作坊的协作方式积累原始资本；即使企业已经成长为现代化的大型企业，他们大多依然愿意维持家族企业的模式，由直系亲属控制企业的命脉；他们家庭观念很重且极富互助精神，第一笔资金往往来自于亲友的资助，擅长民间资本的运作；他们善于发现商机，掌握市场的动态，把握消费者的需求，了解竞争对手的状态，知己知彼，先发制人，及时抢占市场制高点；他们善于扬长避短，运用自己的优势出奇制胜；在经营管理方面，比起现代的经营理念，他们更信奉自己数十年积累的经验；他们大多都面临着产业升级、第二代接班等一系列问题��最为突出也最让人难忘的是，他们匪夷所思地能吃苦耐劳，能忍常人所不能忍。温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温州第一代个体户们正是靠着这股吃苦精神成为中国经济史上难以忽视的一个群体。
现在，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儿子周小虎被周大虎放在车间里像普通员工一样磨练。在他看来，碰到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和培养一个好的接班人的几率一样微乎其微。“如果我很幸运能碰到一个好的经理人或者我的小虎能够很快成长成优秀的接班人，我会轻松很多。”
希望，周大虎足够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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