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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过去，陈振江不胜唏嘘，市场经济大浪淘沙，当年和他一起参加温州市第一届个体户代表大会的400余名个体户，现在还在商场上的只剩20来个。
从第一个响应号召带头个体创业，以400元起家做修表匠到坐拥注册资本1.59亿元、总资产十几亿的集团公司，陈振江经历了一段与众不同的财富人生。如今的陈振江面容和蔼、笑声爽朗，在他身上，少见第一代成功者的得意或沧桑，更多的，是一种宠辱不惊的淡定和从容。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977年，陈振江高考落榜，像大多数待业青年一样回到乐清。当时，安排青年就业成了这个城市最棘手的难题，大批青年聚集在政府门口，不停和相关部门吵闹。县委书记和陈振江关系不错，私下来找陈振江，“小陈啊，你就带个头，带大伙儿一起自谋职业吧！”初生牛犊不怕虎，陈振江一口答应下来。1978年3月，陈振江跟亲戚朋友借来400元钱，做一个修表的桌子，买一套修表工具，在乐成镇北大街租一个小店面，像模像样地当起了修表匠，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代个体户。
给自己干活，陈振江很认真，在文明经商、热情服务上没少动脑筋。他推出的表盖去雾、安装秒针等“六项免费小修理”大受欢迎，精湛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很快就让他声名大振，生意十分红火，一个月下来，居然有五六百元的收入，而当时机关干部工资也不过百八十元，陈振江顿时看到了希望。3年下来，陈振江给家里建起了2间3层小楼，有了自己的学徒，27岁的陈振江成了村里的首富。
提起这段经历，陈振江的形容是，“很不容易，很辛苦。”虽然赚了钱，但在当时个体户的社会地位很低，常被人看不起。直到后来，报刊上刊登了党和政府提倡发展个体经济，允许个人从事个体劳动的消息，原本的“资本主义尾巴”也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分子，陈振江心里一种从未有过的荣誉感油然而生，这种荣誉感让他不甘于只当一个别人嘴里“满身铜臭”的普通商人。他把店里的生意交给妻子，自愿担任起吃力不讨好的党支部纪检委员、调解委员会主任等多个“白忙活”的职务，甚至还身兼治安联防中队的指导员，晚上跟着派出所的人员一起巡逻，保一方平安。
1982年4月29日，乐城镇个体劳动者协会成立，陈振江这个工作积极声名远播的个体户被选为会长，不久，县个协成立，陈振江任副会长。1984年，乐清市个协成立，陈振江任副会长。1985年，浙江省个协成立，陈振江任副会长。1986年12月，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成立，陈振江代表浙江担任常任理事。
当时，政府对个体户实行“三自方针”，即“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这个小个体户更加忙碌了。一个基层会长，要管理3000个会员：干个体被人看不起，有人找茬滋事，陈振江要管；进货渠道不通畅，他也要管；个体户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他也得管。那段时间，这些活动几乎成了陈振江的主业，店里的生意则无暇顾及。几年下来陈振江发现，当这个会长把自己给当穷了，每月有20天在各地开会、做活动、帮助会员维权，只有十几天有时间自己做生意，店面经常关着门，长此以往，经济效益大跌。
“如果我的要求只是想过比较富裕的生活，就这样维持下去也不成问题，但是我一直有个心愿，我想帮助更多人，”陈振江说，“我出身不好，父亲被打成右派，年轻时吃了很多苦，也受到许多人的帮助，自己有点小钱以后，希望自己也能做一些社会慈善事业帮助别人。”在做会长期间，陈振江经常组织个体户为贫困地区捐赠物资，他发现老区还有很多贫困的乡村学校急需资助，修路没有资本，很多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下，但个体户的力量很弱，难以聚集大量的物资，这让陈振江的慈善梦想陷入杯水车薪的尴尬。陈振江想着：这样下去不行，我要转行。
1985年，浙江的民营经济已经进入爆发的状态。乐清一些小工厂迅速崛起，不但经济效益很好，有些还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了名气。“慈善事业是要钱的，一个月挣几千块怎么去搞慈善，于是我萌发了转行的念头：搞企业去。”陈振江说。
为圆慈善梦而转型
搞什么行业呢？陈振江年轻时学过木工，对盖房子很感兴趣，想从事建筑行业。1990年，陈振江参加了同济大学的函授课程，3年函授结束后，陈振江注册了名为东方房地产公司的企业，把触角伸向了此前从未触及过的领域——房地产行业。
多年之后，火爆的房地产市场证明，陈振江这步棋走对了。但在当时，福利分房政策还未取消，全民买房潮还未掀起，没有释放出大量的需求，要想把房子推销出去难如登天。投资大、行业跌宕起伏难以预测，开发房地产的确要面对许多风险。
“当时，我的注册资金只有200万。”这是陈振江所有的存款和借款，修钟表并没有为陈振江积累足够的财富，在动辄投入数千万的房地产行业这些钱简直微不足道。在即将开发的工地上，陈振江的BP机响个不停，妻子苦苦劝阻，“这个投资太大了，万一失败了，钱还不上，全家都要跳楼的啊！”旁边的朋友看了心里暗暗着急，便故意激了他一句“要是不敢干，趁早回家去”。陈振江一咬牙，关掉BP机，一撸袖子，跌跌撞撞地趟进了这条市场经济的大河。
为了帮助陈振江，个协的工作人员全体出动帮他宣传，说服顾客预购房子，帮陈振江筹集资金，这才渡过了难关。投桃报李，陈振江的企业步上正轨后对协会的工作也更积极。
1998年以后，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房产成为新的消费热点，陈振江的事业也水涨船高，迅速发展起来。2005年，陈振江一口气开发了十几个项目，经济实力大增。身边有太多的机会，陈振江甚至来不及也没有足够的资本和精力去抓住它们，便决定通过改制让企业升级，把家族制的东方房地产公司改为股份制企业东厦建设集团。母公司是陈振江的独资企业东厦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拥有6个控股子公司，大型的开发项目通常和股东共同合作开发。“很多从个体户做起来的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原始资本不足，要做大做强，只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大家一起投资就轻易解决了资金困难的问题。”
如今的东厦建设集团已经成为国家级的无区域集团，集团母公司东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乐清市惟一一家一级房地产企业，已经开发和正在开发的土地面积达到130万平方米，总投资达50个亿，年均纳税2000万-3000万元。
走得慢 走得稳
现在，陈振江已经成了温州房地产业的一块硬牌子，他开发的楼盘往往图纸还没有出来就已经卖光了。“我们赶上了好时候，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你想搞也不让你搞，”陈振江说，“更重要的是，我敬业，我诚信守法，我的房子质量好！”
房地产是投诉最多的行业之一，一些开发商追求暴利，消费者利益得不到保障导致业主和开发商之间矛盾重重。但是，做了17年房地产的陈振江从来没有与业主对簿公堂，“信守合同承诺，答应业主的一定要做到，业主的问题得到解决自然不会去告你。”房子质量有问题，陈振江就组织专家成立一个科研小组，把投诉最多的漏水、渗水等重点问题集合起来，重点研究防范；工期延宕，延期交房，陈振江二话不说，每户都有现金补偿；一旦有业主投诉，立刻派遣工程师前往处理，“不理不睬，或者拖时间最容易让小问题变成大麻烦。”
“讲人情，讲道理”，最让人头疼的拆迁的问题在陈振江手里也变得容易。在苍南有一个项目，陈振江投入一个亿竞标到土地，但当地农民认为政府赔偿太少，不让陈振江的团队进场，要求再赔3000万。陈振江把村里的老人、干部请来，好吃好喝伺候着，允诺给村民们适当的补贴，还答应在工程建设中，利用公司项目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优先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和发展致富中的实际问题。这一谈谈了一年半，陈振江和村民关系越来越融洽，慢慢取得了村民的信赖。
“钱少赚一点没关系，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从来不敢做。个协会长的身份对我而言是一种约束和鞭策，名誉是比我的性命还要重要的东西，组织和领导看重我，我自然要对得起组织对得起社会。”陈振江说，“做企业既要有进取心又要有平常心，我从没想过非要做得像李嘉诚那么大，关键是要基业长青，良性发展，企业家心中始终要知道该坚持什么，规避什么。”
今年5月份上海在建楼房倒塌事件让陈振江颇有微词，“有的公司用的管桩成本很低，我不同，用很粗的管桩打到地下四五十米。人家打桩只要八九十元我要一百八九十元，这样我才放心啊！这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企业上规模后多一个亿少一个亿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用一个亿可以买一个好声誉，实在是一笔划算的生意，企业家应该明白这个道理。”1995年，陈振江考取了建筑工程师职称，这让陈振江在技术上比其他人略胜一筹。“我的房子之所以可以造得比别人好就是因为我懂行，知道怎么指挥一个团队去做精品、做品牌，虽然这意味着投资大、利润低。”
陈振江开发的楼盘利润从来没有超过20%，这是房地产行业偏低的利润标准。“不要盯着高利润，价格也不要定得太高，要让老百姓买的房子有升值的潜力，才会有吸引力，资金迅速回笼后再去买地开发，企业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这种思路决定了他的企业走得慢，走得稳。“民营房企的变数太大了，一旦出现问题，国家不可能大笔贴钱扶助，在技术和资本上的缺陷、对未来预见不足和无休止的盲目扩张往往会带来致命的隐患。只要一个环节跟不上，就可能导致整个企业大厦轰然倒塌。”
翻看东厦集团的资产负债表，让人惊奇地发现，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非常低，只有百分之七到八，这与房地产行业动辄百分之七八十的负债率相差甚远。“到现在为止，我的母公司没有欠银行一分钱。”在资本运作方面，陈振江始终抱持着宁肯不做太大，也要做稳的理念。
2008年，许多贷款囤积上万亩土地的民营房地产企业在资金链断裂的边缘苦苦挣扎，陈振江却稳坐钓鱼台。他的企业每年产值最多只有四五个亿，这和许多同等规模房企一年四五百个亿的产值也大相径庭。
不过，这几年陈振江的“基本方针”似乎略有松动，不再接100亩以下的项目，主要精力开始放在精品小区的开发上。
2009年，地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飚升，陈振江2006年在浙江、绍兴、苍南买的土地连翻几番，这让他更加“有恃无恐”，放手开发自己的精品楼盘。“以前浙江的房地产企业只求生存，现在的任务则是做品牌、做建筑精品、和大品牌抗衡。”这与他一双儿女的思路不谋而合。
四驾马车 一条代沟
和大多数温州商人一样，陈振江的家庭观念非常重，从本质上看，他的企业其实也还是温州最常见最典型的家族企业：陈振江任董事长，儿子是总经理，妻子任财务总监，女儿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任策划总监，四驾马车并驾齐驱，企业高管都是自己家里人。“家族企业有其独有的好处：容易沟通，管理成本最低，效果最好。”
对于即将接班的儿女，陈振江的评价褒贬参半：“他们有他们的亮点，思路比我好，但敬业不如我。”
陈振江自称工作狂，休息时间很少，经常工作到后半夜，从来没有周六日，也从来没有好好享受过休闲的时光。“敬业是我们这一代最大的优点，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烙印，我们这代人经历过许多磨难，事业一旦有了起色就不会放手，民营企业更是如此，没有人给你兜底，只能自己拼命！这种精神下一代是学不来的。”虽然陈振江的儿女在同年龄的孩子当中已算优秀，但是陈振江还是有些看不上他们，“不够敬业，不够努力。”
陈振江和儿女之间的代沟不止如此。“他们属于知本时代，电脑、网络运用得比较好，接受的信息更快更多，而我们更相信经验，想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
陈振江做楼盘，工地的围墙只用一百五六十元一米的，儿子偏偏要用七八百元一米的，陈振江的展厅尽量简化，儿子的展厅却极尽奢华，“我们还是那种思想：要节约，把钱用在刀刃上。反正是临时房，过几年也要拆掉，五六百万浪费掉还不如拿去扶贫。”陈振江说。儿子却坚决反对：“这种思想太落后了，要做精品，在细节上也要豪华有气派，才能吸引顾客的眼球。”两人的招式各有市场。陈振江在温州本地很吃得开，“我做了十几年房地产，价格合理，有口碑，不做展厅房子也卖得出去。”但是显然，儿子的银弹攻略在口碑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杭州似乎更为吃香。
陈振江对儿女奉行的经营管理新方式、新理论并不追捧，他更信奉自己长久以来积累的经验，喜欢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用道家思想管理企业。“‘治大国者，若烹小鲜。’企业好像一口水井，不动它的时候，水清似镜，如果用棍子一搅和，残渣败叶泛了起来，反而一塌糊涂。”而他的一对儿女认为，做得好的就应该重金奖励，做不好的就要严厉惩罚，“他们更崇尚法家的手段。”在陈振江看来，这样的管理手段太过激烈，被惩罚的员工很容易“反水”，抓住企业的把柄搞破坏。
虽然一双儿女给企业带来一股新的活力且常有亮眼的表现，但在陈振江眼里，他们还是嫩了一些，“年轻人做事容易搞砸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懂人情世故，积怨太多。所以他们现在只能管一面，要想接班，我还要帮三年，扶三年，看三年。”
54岁的陈振江已经做好了隐退的准备，练练书法，写写诗歌和散文，专心做慈善事业，这是他梦想中的退休生活。这些年来，他用于社会捐赠的款项已经突破1000万，此外，还捐助了31个贫困大学生的学费，负责苍南县浦亭乡2000个60岁以上老人的医疗保险费用，“我计划从公司里划出2000万元来成立一个‘陈振江慈善基金会’，用来扶贫济困，修桥补路。等我老了，再让儿子接我的班，把这个基金会一直维持下去。”
“敬业是我们的最大的优点，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烙印，我们这代人经历过许多磨难，事业一旦有了起色就不会放手，民营企业更是如此，没有人给你兜底，只能自己拼命！这种精神下一代是学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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