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在一次内部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就当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最近国家出台的政策方针进行了解析。

马晓河：基本面正发生转折性变化

　　2008年中国经济从高位回落，一季度GDP增幅是10.6%，二季度GDP增幅是10.1%，三季度GDP增幅是9%，四季度GDP增幅是8%以下。总的来看，宏观经济由前几个月的“六降两升”，即财政、居民收入、工业、出口、货币、CPI均降低，投资和消费领域均升高，迅速演变成为全面下滑，宏观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
　　第一是财政收入下降。去年一到十月总的财政收入增长了22.6%，前6个月是33.3%，7月增长了16.5%，8月则是10.1%，9月明显下滑，3.1%，10月是—0.3%，11月是—3.1%，12月是—4.5%.照此数据不难看出，如果财政收入连续呈现负增长，不但直接影响公共服务支出，还将严重影响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发挥。
　　第二是居民的收入问题。尽管2008年上半年消费增长较高，但城乡居民收入增幅明显下降，势必引起今后消费动力趋弱。去年10月，全国消费增长已经从22%降至20%，因此应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城乡居民的消费成本，降低全社会储蓄率。比如中央对农村消费电器（彩电、冰箱、手机、洗衣机）补贴可以从目前的12省48亿扩大到31省，将补贴增加到100亿以上；此外，可以扩大消费品种补贴范围，将电脑、电饭煲、微波炉、电风扇、摩托车等纳入补贴范围，同时每个家庭消费这些工业品，可从目前只享受一件补贴政策扩大到三件。补贴国内机电产品消费也要瞄准城市低收入者，城市低收入者购买上述产品也可享受同样的补贴政策。
　　第三是工业增长值创新低。去年一至十月的工业增长值是13.7%，同比回落了四点八个点，11月份仅仅为5.4%，为14年来最低。广东珠三角有做鞋子的企业5000多家，接二连三地倒闭了1000多家，不得不让人惋惜。此外，钢材需求下降，引起了钢铁减产，致使国内企业库存铁矿石3000万吨，各大港口铁矿石也积压了9000万吨，加上未发货的订单2亿吨，这些数据所延伸出的行业影响力是巨大的。
　　第四是进出口价落量减。从7月开始进口由33.7%降低到12月的21.3%，顺差进一步扩大，实际使用外资11月同比下降36.5%，外汇储备1.95万亿美元，出现了资金外流的苗头。
　　在宏观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的时候，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应当备受关注。去年第六月的M2（广义货币供应量）是17.1%，11月降低为14.8%，为2005年以来的新低。M1（狭义货币供应量）由8.8%降低到6.7%，成为1997年以来的新低。11月存款额是46.23万亿，全年长期存款比例从年初的52%升到了57%.12月份货币供应量数据出现攀升的主要原因是信贷的大幅攀升，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反弹，并不代表趋势。2009年一季度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速和贷款增速仍然会处于低位，M1要出现攀升趋势还需要到2009年二季度。2009年货币供应量的同比增速走势将呈现前低后高，贷款增速也一样。
　　最后一点，CPI增幅进一步回落。2008年7月是6.3%，12月降至1.5%，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PPI（生产者物价指数）都出现了下降，11月的PPI是2.0%，为近31个月的新低。铁矿石价格由1800元降至700元，农产品价格也下跌，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废铁、废铜、废纸也由两个月前的每公斤3.1元、60元、1.8元降至1.3元、16元、1.8元。
　　原来“两升”中的投资由升转降：1—10月城镇固定资产增长26.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下滑了6.1%.此外，房地产投资方面也放缓，11月份的增长值仅为7.7%，创3年来的最低。总体来说，地区投资还是中、东部发展快，西部较为缓慢。
　　消费增长也由升转降：去年前十个月的消费增长是22%，同比快了5.9个点，前十个月因消费加快增长，消费额同比增长了15878亿元，第一次大于出口增长额（14780亿元）。但10月份后，消费增长有所放慢，11月、12月的增长值为22%、20%.

魏加宁：2009年改革的重点领域

　　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不确定性最强、意见分歧最大、预测难度最高、政策选择最困难的一年，从“防过热、防通胀”转向“扩内需、促增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方向，首要任务依旧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地增长。
　　关于明年的政策取向，有一种观点是“结构调整派”，认为明年以结构调整为主，认为经济好的时候调不下去，经济形势往下走的时候，也是推进结构调整的一个时机，把压力变动力来调整结构；还有一种观点是“扩大内需派”，他们担心会出现结构调整过度的问题，害怕中国经济“刹车容易启动难”。
　　我赞成第三种观点“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我认为现在的形势下应该是一手抓结构调整，一手抓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是要缓冲调整的压力，避免调整过度。但是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扩大内需，都要依靠改革开放，这是我的观点。
　　调整结构是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之所以要进行结构调整，我认为主要有4个原因：一是从长期看，过去30年主要依靠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取得高速增长的发展方式，随着各种要素价格的上升，这种发展方式将难以为继。二是从周期来看，过去30年，每次过热之后都有一个调整、整顿阶段，但是这一次，真正的调整姗姗来迟，而且慢了半拍，导致“逆周期调控”变成了“顺周期调控”，加重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三是从外部看，美国金融泡沫的破裂，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疲软，将阻碍中国的出口。四是从短期看，中国各种泡沫的破裂，也需要加以调整。而扩大内需，只不过是为了缓冲调整的压力，防止经济下滑幅度过大。我认为，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扩大内需，还是结构调整，都必须依靠改革。
　　叠加效应有可能导致深度调整，扩大内需是为了缓冲调整的压力，防止增速下滑过大。早在2001年，在讨论中国经济是否出现“拐点”的时候，吴敬琏先生就曾指出，许多经济学家都把扩大内需看成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对策，但是“看漏”了另一方面，就是在我们改善供给方面所做的一切。1998年我们的确主要是“保8”，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实际上，从1999年以后，中央政府的重点则放在了改革上面：推进国企改革，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目标；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国家经贸委还专门成立了中小企业司；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停止福利分房，启动了房地产市场；加快银行改革，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4000亿不良资产；成立全国社保基金等。正是在这一系列改革的推动下，再加上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经济才于2001年开始进入了新的增长周期。
　　我重点讲解一下我国近期内需要改革的重点领域：一是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健全金融安全网。金融安全网存在漏洞，这是最危险的。金融安全网有三大支柱：负责审慎监管功能的监管机构；执行最后贷款人功能的中央银行；还有一个是保护中小存款人利益、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存款保险机构。在我国，负责最后贷款人功能的央行早已存在，负责审慎监管职能的银监会也在2003年成立，现在尚缺少存款保险机构。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纷纷加固金融安全网，提高存款保险额度。先是美国，将存款保险的上限从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紧接着是北欧小国提高了存款保险额度，然后是德国，将存款保险额度提高为全额保险，后来是澳大利亚也决定3年内将存款保险额度提高为全额保险。最近，中东国家科威特也在为存款提供担保，这都说明了建立和加强存款保险制度对于抵御金融海啸冲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我国也应当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二是推进社会保障改革，巩固社会安全网。要调整就会有企业破产，政府的职能重要的不是救企业，而是救人；重要的不是救企业家，而是救工人。企业破产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失业人员没有社会安全网来救助。现在许多到广东等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纷纷返乡，但目前失业保险等不能像手机一样跨省漫游，因此民工失业只能退保，领不到政府和企业所交的部分，当务之急是实现和完善保险的跨省业务办理。
　　三是建立全方位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体系。应该成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推进小额贷款公司的组建，大力发展民营中小银行，把地下钱庄“暗翻明”。与此同时，还应大力发展担保公司。
　　四是推进铁路体制改革，加大投资的乘数效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修公路。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来临，有人提出，我们还应当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与上次应当有所不同的是：重点放在大规模修建高速铁路，提升铁路的运输水平。但问题是，目前铁路系统的改革严重滞后。铁路体制是目前唯一的政企合一，铁道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发行铁路债券的主体是铁道部，而不是铁路公司。光靠政府的有限的投入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带动起民间投资，因此，要加快铁路系统的改革，容许民间资本大规模进入铁路市场。
　　五是改革垄断行业，理顺资源价格。当前应抓住石油价格下跌的有利时机，及时出台燃油税改革。打破行业垄断，要严格限制垄断行业的高成本、高价格、高福利、高门槛。
　　六是财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增值税转型。实行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同时，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将矿产品增值税的税率恢复到17%.七是地方政府发债，推动地方财政体制改革。这一次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与发行国债相比，还应当更多地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分散中央政府的风险，因此，应当容许地方政府发债。基础设施建设多为地方政府所为，需要解决代际公平问题：比起隐性债务，公开发债可以更规范、更透明，风险可以控制；比起现行国债项目，地方百姓更关心项目建成以后的经济社会效益；比起银行贷款，商业银行可以躲在最后，有回旋余地有助于风险控制。此次扩大内需，各地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和重点不同，因此，各地需求不同。发行地方债可以各取所需。
　　八是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宏观调控。这个词语上世纪80年代最初引进中国时叫做“宏观控制”，后来改叫“宏观调节”，指的就是总量控制。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使中国经济学家们第一次搞懂了宏观调控就是总量控制，“巴山轮会议”上，专家学者们讨论的结果，认为中国应当走“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主张从直接的行政控制转向间接的宏观管理。后来，改叫“宏观调控”，增加了结构调整等内容。并且，随着宏观调控的反复加强，在手段上不断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其中包括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甚至包括了市场准入政策，以至于有经济学家称：“现在的宏观调控就像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到了现在，我们反而不知道什么是宏观调控了。
　　转变政府职能首先是要改变宏观调控的方式，方式不改变，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就发挥不了，企业也无所适从。因此，当务之急是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宏观调控方式。我的提议就是加强间接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