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充分尊重市场的力量



	应当充分尊重市场的力量－－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以教授宋国青
	http://www.gcmag.cn 2003年第6、7期《光彩》杂志本刊记者赵兴旺在适当的管理下，一切通过市场调节经济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非典肆虐，今年的经济到底会走到哪里众说纷纭，经济学界普遍的看法是全年GDP增长仍然不会低于7％，宋国青教授的估计更为乐观。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今年初，他成功预测宏观经济拐点出现，去年大胆做出中国GDP增长坐八望九的估计，更放言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超过10％。　　5月底，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从目前的形势看，今年GDP的趋势按季度算，大体上是10％、9％、8％、7％的速度，全年下来应该在8.3％－8.5％之间，比原来预测的数字低1.5个百分点；明年一季度有可能低于7％，比原来预测的一季度数字低4～5个百分点。” 　　6月16日，全国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5月份的一些统计数字已经公布，在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时，宋国青教授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看来非典对经济的影响并不那么令人恐怖”，面对记者的欣喜，宋国青不以为然：“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我的判断是接近或达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水平，与2000年世界经济不景气对中国的影响不相上下。6、7、8三个月最关键，会显示出全面的影响。从公布的5月份的消费、进出口、工业增加值等数据已略见端倪，虽然投资的数据还没出来。疫情本身过去之后，主要的影响是收入下降对消费的滞后作用，再就是需求结构变化带来的供给调整的成本。所有这些影响，都只能是逐渐消退的。基于此，我大幅下调了我的预测数据。” 　　“但经济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有个惯性。当它进入增长期时，你想刹也刹不住；下调时，你刺激也不能马上起作用。现在中国经济开始了一轮新的高速增长期，已经进入高速增长的通道，非典也难以逆转这个趋势。如果非典赶在1998或2000年来临，后果不堪设想。”宋教授只为中国庆幸。临时的减税意义不大　　非典使很多行业损失惨重，政府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予以帮助。对此宋国青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财税政策动不如静。经济有它的波动性，外界有什么冲击，经济就会跟着一起震荡，这期间有个市场调节的幅度，这样的波动是有利的，要尊重市场。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潜在的逻辑性，平时的货币、财政政策就应该隐含着一种应付不确定性因素的机制在里面。　　针对国家的税收减免，宋国青说：“我不认为税率的降低会有多大的调节作用，也不赞成轻易改变税率。其实，临时的减税意义不大，根本的还是个税制的问题。从所得税说起，所得没有了，这个税自然也就不用交了。营业税是根据营业额征收的，就算企业的收入已经不能抵偿成本了，营业税还是要交。所以应该考虑将主要的税源转到所得税上来。” 价格的变化能够改变供给　　非典突如其来，口罩、温度计、中药、消毒用品都成了紧俏物质，医院设施不足，医生人手不够，只有增加有关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才能够有利于控制疫情。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可以采取从军队抽调医护人员支援一些地方这样的办法，但没有必要用这样的办法来生产和分配口罩，”宋国青说，“在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当需求突然变化时，生产一时跟不上，就可能出现价格突然变化的现象。但是，这里边有其合理性，因为价格的变化能够改变供给。四、五月份疫情紧张时，需要大量投资和投入来增加有关商品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但这些需求只是一时的，不会长期持续。等到情况恢复正常以后，增加的投资怎么收回成本？好多生产与防疫有关商品的企业24小时连轴转，工人的加班工资总得付。因此，只有比较高的价格才能够刺激出来这种应急供给。你看，现在疫情稍有缓解，口罩已卖不动，消毒用品积压，防非的中药也没人喝了，有些囤积相关商品的商家已经开始品尝苦果了。” 不可轻言“哄抬物价” 　　非典流行引起一些药品和医疗卫生用品甚至其它物资的涨价，这招致了社会舆论的严厉批评，管理部门重拳予以打击。在过去几年，由于持续的通货紧缩，“哄抬物价”、“不法奸商”这样的词语已经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如今又和非典一样流行起来。有的说法甚至提到解放初期对大量“囤积”粮食者“杀头论处”的历史。对此，宋国青有不同的见解。　　他给记者解释：“非典刚开始闹时，中医开出了预防药方，全社会都照方抓药。需求那么大，药材就那么多；药材又不像口罩一类，可以加班加点生产保证供应，临时种植总来不及，你不让价格之手来调剂需求是不可能的。由于疫情的持续，北京有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返乡，在北京的人也都选择尽量少出门以减小感染的机会，那么让谁留在市场里卖菜卖肉呢？那要冒着风险的。如果卖菜卖肉的提价就是奸商行为，那么外来务工人员离开疫情，本地居民躲在家里不出门的行为怎么说呢？许多保姆要离开，有的雇主用增加工资的办法求人留下，总不能说这是保姆哄抬价格吧？” 　　宋国青建议：“对有些特别大幅度的涨价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但不要搬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奸商’和‘破坏社会稳定’这些莫须有的大帽子来。这些具体内容含糊不清甚至莫名其妙的说法，有时候有很大的杀伤力，因为后面常常会跟着不讲究规则的行动。” 应该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医院、医疗服务　　宋国青教授认为，这次非典的发生与快速传播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医疗服务的社会供给有很大问题。在中国，公费医疗报销制度和医院补贴制度等情况阻碍了医疗卫生供给的正常增长。　　总的来说，中国的医疗卫生发展水平明显偏低。虽然在一般情况下，药品的供求是基本平衡的，但医护服务严重供不应求，许多医院经常人满为患，求医难，住院更难，病房条件非常差。改变这种状况，单纯从投入方面讲，依靠国家投资、财政补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难以从根本上扭转。　　宋国青说：“目前要注意的是，医疗公共卫生投入要明确地分为两块，公共卫生、预防这方面是肯定需要政府进行投资的；医院、医疗服务，应该考虑允许私人资本进入。而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前提是价格要放开。” 逐步放开医疗卫生的价格　　宋国青说：“按现在的公费医疗体制的标准，现在的医院住院费、医疗费都很低，是肯定赔本的，必须靠财政补贴。住院的床位费与三星级饭店相比，收费差不多是1∶4，有的地区比这个差别还要大。但是医院这一块的补贴是不计入GDP的，那么财政投资就会宁愿修路、修饭店也不愿建医院。拿北京来说，有大量的外地人来求医，政府补贴的积极性能高吗？由于需要财政补贴，所以建医院就受到限制。环顾左右，看看中国还有几个部门需要排队？医院是排队最厉害的地方了，目前医疗机构还是计划体制高度集中的部门。” 　　他认为，这次非典流行，对整个医疗卫生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应当形成一个改革的大推动。防疫这样的事情需要政府做很多工作，但是增加医疗卫生方面的社会总供给，还是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改革的关键是逐步放开价格，提高医护人员的工资水平，引导社会投资和教育就业适应医疗卫生需求。从需求供给平衡的角度看，如果体制上有一定改革，中国应当会很快出现一个相关投资的高潮。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广泛宣传，大声呼吁，全社会都要来推动这项改革的进行。在适当的管理下，一切通过市场调节　　“国家是怕放开价格、让私人投资建医院会导致医疗服务价格飞涨，老百姓看不起病。”听到记者的担心和猜测，宋国青有些激动：“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普遍的担心，管理部门也总以此为托辞推延改革。只要价格放开了，供给自然会增加；只要供给加大，价格是不可能高得没谱的。只要降低进入门槛，充分竞争，医疗质量自然会上升。不能靠控制数量来提高质量。最好是在适当的管理下，一切通过市场调节。” 　　他向记者介绍，在国外，看小病可以去有三五个医生的社区医院，得大病时会在医生的建议下去大医院。公立医院可以限制价格，当然其提供的服务自然是要受到价格约束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在现有体制下，私人医院价格高，报销不了，所以中等收入阶层的人还是会挤到能报销的公立大医院去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