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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12期《光彩》杂志
尹明善
一
2003年9月，我作为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美国。美国的一个大企业家问我力帆规模有多大，我告诉他，年产销200多万台摩托车发动机，年出口2亿美元。他问：“那尹先生你是第几代企业家?”我说：“第一代，中国的私营企业家都是第一代。”我感到很自豪，我们中国的私营企业只花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美国企业家认为要花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取得的成就。
然而，盛也快速，衰也快速。中国的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几乎都是以豆芽菜的速度在生长，不少企业也就免不了叶不茂，干不壮，根不牢。创业之初，我们生机蓬勃。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内机构不断膨胀，冗员不断增加，纪律日渐松弛，腐败日趋严重……企业外不正当竞争天天有，不守信的损失月月增，老外上门要专利费，国外时有反倾销。据统计，中关村现有企业12000家，生存时间超过5年的只有1032家，不到1/10。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小家自在，大业多忧。大企业的持续成长问题已摆在我们面前。
二
企业小如家，大似国。探索大企业的持续成长，不妨借鉴我们国家二十几年来的成功之路。
改革开放之前，中华大地所产之粮食填不饱中国人的肚子，那真是中国人的揪心之痛。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什么法都试过；“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什么方都使过，就是解决不了吃饱问题。小平同志“无论白猫黑猫，逮得到老鼠就是好猫”的中国哲理，把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肯定了中国特色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就让中国人吃得饱饱的。中国历史上有过多少生搬硬套外国经验，不顾中国实践，不具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的尝试，使中国遭受了多少惨痛的损失。经济建设中硬套苏联的计划经济，纯而又纯的公有企业、大而又大的人民公社，使我国失去了二三十年的发展机遇。文化革命中，复制巴黎公社的起义夺权，使华夏大地陷入了10年混乱。是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辉煌，才创造了我们这些中国500强企业。
不仅涉及经济、政治等重大领域的邓小平理论深具中国特色，就连小平同志的智慧、小平同志的谋略、小平同志的语言，都深具中国特色。“无论白猫黑猫，逮得到老鼠就是好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摸着石头过河”，“‘老九’不能走”，“从娃娃抓起”，“发展才是硬道理”，“不争论”……如此简洁又如此厚重，既白描又文雅，似通俗实深刻，微言有尽而意无穷，创造出了光照寰宇的中国特色。
遗憾的是，不少经济学人，不少政府官员，常常用西方国家的企业制度来评价、衡量、指导中国企业，忘记了甚至不屑一顾中国的实际，不去探索中国企业应有的中国特色。
三
难道中国的企业制度真有与西方企业不同的中国特色?
人均指标论 我国媒体上老是说我们的500强有多少多少员工，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多么多么低，他们主张用美国、日本的人均指标来评价中国企业，他们忘了中国有13亿人口，是美国5倍，2003年GDP约为美国的1/8。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40倍!我在追，他在跑，50年之内人均GDP能赶上美国吗?既然明知不行，干嘛用他们的标准来跟自己过不去?中国的政要商贾，必须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为己任，要以养活更多的同胞骨肉为荣，政府也应奖励就业人员多的企业。当然，企业在自动化程度与劳动力密集度之间应有认真的测算。只要绝对利润不降不妨多安排人员，不必考虑相对利润(即人均效益)。党的十六大报告“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这才是中国特色。政府的扶持，应当在同等税利条件下向提供就业多的企业倾斜。
企业利润至上论 “企业的宗旨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多提供就业岗位不是企业的事，扶贫也不是企业的事。”“企业的义务就是纳税，别给企业摊什么社会责任。”党和政府为什么允许我们私营企业主先富起来?是为了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的私营企业，在长大的过程中都得到过政府许许多多的扶植，不承担社会责任，致富不思源，于理不容，于心有愧，也不可能有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至于中国的国有企业，配置的是国家资源，甚至是最优质的资源，还要高谈什么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社会责任，那就是渎职。我们是一个人口最多、资源不丰的国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企业应追求利润与社会责任的最佳衔接点，而不能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最大化。
家族企业落后论 “家族企业落后，必须改造为现代企业才能做大。”耐心的学人、官员在规劝引导，性急者更是训责喝斥。家族企业真的做不大?恐怕未必。中国和发达国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大不相同。某种程度上讲，中华文化就是“家文化”，西方文化就是“个性文化”。中国的国家由“家”字组成，中国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企业家、专家都含有一个“家”字。中国人把事情做好了，说成“做到家了”，“家”是无处不在的褒义词。“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是中国人的心声；离不开的邻，割不断的亲，常回家看看……这些都是家族企业的文化基础。家族企业中存在的那种感情，那种默契，那种凝聚力，那种抗震、抗灾、抗风险时的同心同德，不说是绝对的，至少是普遍的。何况私营企业当初夹缝中长出，今日和国企相比，仍有许多劣势，环境把不是家中人逼成了一家。中国特色的家族企业，至少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会少，能持续。
不找市长找市场论 中国人天生怕官。“见官莫向前，见客莫落后”，“一纸进公门，九牛拖不出”，“气死莫告状，饿死莫做贼”……倒有些像经济学家宣传的“不找市长找市场”。这个论点另一面是说给政府听的：政府要专注于立规执法，专注于建设公用设施，少管企业甚至不管企业。这可能适合中国的实际。但50年不变的是，中国百姓还会叫市长“父母官”，还是希望市长爱民如子，这是源远流长的“家文化”所造成，不管你对它褒或贬。更现实的是，中国企业少，所以中国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道，只能是“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兴家之途。这个儿子，就是中国企业。政府应当且必须多多培育企业、扶植企业，才能防国之老、防国之饥。中国的企业必须靠政策扶植，要长大就要既找市场又找市长。
四
企业制度，不像科学技术那样具有通用性、普遍性。科学技术对象是按规则变化的物，而企业的最基本组成是人，人的变化规律会随不同的时间、空间而有不同。所以全球的企业不可能一个模式，中国企业一定有中国特色。我们对不同特色的企业不必硬性比较。怎样探索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也许就像小平同志说过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草鞋没样，越编越像”，心中有大致的图形，编织有大致的规范，我们持续地编下去，就能像个样。
中西方的企业有可比的共通性，也有不可比的特殊性。
秋虫春鸟，老树新花，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孰灵孰巧?孰艳孰娇?合适就好，恰当就好，逮得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作者为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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