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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2期《光彩》杂志
■茅崧崧 潘国新
位于苏州灵岩山以西的藏书镇，是著名的砚台之乡、 石雕之乡。那里的制砚匠人曾经用出色的手艺，为后人留下了一方方古朴端庄的砚台。
历史久，名家如云
今年50岁的蔡金兴出身于藏书镇一个石刻世家，是藏书镇著名的石雕艺人。他从12岁开始学习制作澄泥砚，在父亲手把手传授下，很快掌握了石刻的基本功。两年后他进入当时的藏书砚台厂，不久担任技术指导，在该厂工作20余年。上世纪80年代初起，蔡金兴受苏州文物商店委托，长期为该店制砚并修补古砚。80年代中期，蔡金兴开始石壶创作，成为开创藏书石壶创作先河的民间艺人。
2001年，老蔡的作品《老来得子》和《六顺宝塔竹套壶》分别获得“首届中国石壶技术创作大奖赛”金奖、银奖；2003年，他的《九友腾飞》和《卧竹提梁壶》在“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上获铜奖；作品《仿竹节石壶》曾被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仿东巴文化砚》等多件作品曾参加APEC会展。2002年8月，老蔡的一些作品还随“中国苏州传统工艺精品展”去欧洲展示。
蔡金兴熟知苏州砚台历史，对明清砚台制作有独特的研究。他说，藏书镇有“两宝”，一个是羊肉，另一个就是砚台。他刚进藏书砚台厂的时候，砚台厂热热闹闹，成批成批地把砚台销售出去。藏书人的生活从来没离开过砚台：小孩上学时也许没有文具盒，没有书包，却不会没有砚台；踢块地上的石头，很可能就是个砚台的毛坯。改革开放后，许多农民都做砚台，有工作的人也要在家里铲铲石头，把制作砚台当个副业。蔡金兴说：“讲藏书有三千艺人，绝不为过，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能刻上几刀。”
然而，1966年开办的藏书砚台厂，如今却风光不再。这家位于藏书砚台山旁的砚台厂在上世纪90年代就走向没落，如今只是卖卖山上石屑，给水泥厂供应原料。
蔡金兴感慨万千地说：“提起砚台，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广东端砚和安徽歙砚，却很少提及苏州砚。其实，苏州的制砚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虽然晚于山西澄泥砚700余年，但由于本名‘蠖村石’的藏书砚台与四大名砚之一的澄泥砚极为相似，一直被世人误以为澄泥砚。”蔡金兴告诉我们：“澄泥砚宋朝就几乎绝迹，现在传下来的很多澄泥砚，包括被珍藏在博物馆或者拍卖会上价值十几万元的澄泥砚，其实都是藏书砚台。不仅如此，历史上一大批杰出的砚台大师都出在苏州，比如被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出色制砚匠人的清代顾二娘、近代制砚名家陈端友。即使一些名传青史的端砚、歙砚，其制作者也大多是心灵手巧的苏州匠人。
可是，在今天的藏书，仍从事砚台制作的艺人大为减少，能刻出几方好砚台的更是寥寥无几，像蔡金兴这样能把藏书制砚的前世今生讲出来的，或许已没有第二个人了。
道路窄，艺人逃遁
硬笔的推广让砚台渐渐成为收藏品。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藏书砚台销路渐渐萎缩，不少家庭不再以生产砚台为副业，将雕刀扔在了堆放杂物的角落。但一些聪明的藏书艺人却迸发出新的创造力。当宜兴紫砂茶壶在市场上被广泛认知的时候，藏书人开始了石壶创作。蔡金兴是最早开始石壶创作的藏书艺人。他说，石壶一面世，就大受欢迎，结果藏书镇几百户人家又纷纷拿起雕刀，重操旧业。艺人们虽不能靠着石壶发大财，但维持生计不成问题，很多精品石壶为藏书石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但是，藏书石雕却没有一个规范的行业组织来引导和扶持。艺人们自己闯路子，商人们互相斗法，压低价格，以量取胜。这导致了同行业间的无序经营和恶性竞争。蔡金兴说：“起初最低档次的茶壶，都要卖50元左右一把，到现在，最便宜的不足20元！他计算说，一个石壶成本不菲，一块石头至少四五元，用机器掏挖又要四五元，再加上人工雕刻、打磨上色等一系列工序，制作成本很高，却无钱可赚。
蔡金兴说，他当初的一个同事，制砚和制壶的技艺都很不错，卖出的价格也高，每天能赚上六七十块钱，但最终却去打短工，帮人家掘树抬树去了。
“现在赚钱的行当多了，十几年前藏书雕刻的热闹场面再也找不到了。整个藏书现在从事石壶生产的艺人不过五六十个，而做传统砚台的，大概不过十来个人！”蔡金兴说。
艺人少了，越发使得曾经与镇湖刺绣齐名的藏书砚台风光不再。到藏书来买砚台石壶的人，大多是来吃羊肉的食客、游客。很多人完全不知道眼前的东西是石头做成的茶壶，进门就问：“这是什么东西做的？”有人干脆质疑：“这是泥捏出来的吧？”
有个北京客人，几次到蔡金兴那里买工艺品，有一回却和蔡金兴争执起来。他说：“老蔡，你说别的我都相信，但说这些东西是手工做的，我没法相信。你看那个雕龙砚台，雕刻起来那么繁琐，如果是手工做的，1000多元怎么可能卖，至少三四万元的价格！我敢断言，这是机器模子里出来的！”在作品受到肯定的同时，蔡金兴感到一阵悲哀：藏书砚台真是没落到极点了。
传承难，前途未卜
蔡金兴的“慧石居”工艺店以卖精品砚台和石壶为主。他说，这些精美的作品从来不乏买家，可惜产量不多，因为拥有一手好艺的人实在太少。藏书镇大鑫数石壶店，以批发为主，卖出去的都是一箱箱乃至一车车的“大路货”。业内人都知道，一件档次较低的石雕每件价格不过20至50元，而质量上乘的一件石雕作品却可卖到200元以上，有的甚至上千元。那为什么艺人们不求精雕细刻，纷纷粗制滥造，搞“大批发”呢？
蔡金兴分析说，这和匠人的心态有关：工艺品的制作需要积累，可多数艺人手艺没学到家，却急于赚钱，把别人的作品式样拿来模仿，囫囵吞枣弄个大概出来。质量不好，就以数量取胜，比起精耕细作来赚头还大得多呢。
蔡金兴拿出两件石刻作品，一件是自己制作的“卧竹提梁壶”，一个是外面冒牌的卧竹提梁壶。粗看之下，两件茶壶的样子大致相似，可细看就会发现做工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前者做工考究，形神兼备，茶壶的嘴、把、梁与壶身浑然一体；而后者根本没有领会原作的意图，毫无意境。
蔡金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制作一把卧竹提梁壶少则要三四天，多则要五六天。按每天50元的人工费算，成本在300元以上。而目前市场上，有人仿冒他制作的石壶，采用外地廉价工人、用机械化生产方式粗制滥造，几个人一天就可以生产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虽然一个才卖二三十元，但是成本才几块钱，因而赚头却很大。虽然这样的产品只蒙骗一些外行人,但久而久之，却砸了藏书石雕这块金字招牌。
老蔡告诉我们，当初他学习石雕的时候十分刻苦：买了无数的书，连报纸上一些有用的图案都剪下来，学刻螃蟹的时候还特地捉了几个来描摹。可如今，谁会有那样的劲头？谁会这样“无谓”地钻研？
蔡金兴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收徒弟，但如今这些徒弟大部分都转行了。蔡金兴说，他的几个徒弟，技术都学得相当好，可是却不乐意再从事这样的行当。一个徒弟如今去公路边修车了，他抱怨做石壶老是呆在家中，很闷；一个徒弟在开货车，说长期做砚台，肩膀过于用力，已经落下疾病，所以想换个行当；一个徒弟每到一年中吃羊肉的季节，就去开羊肉店……在10年前，经常有人托关系找熟人想拜蔡金兴为师，学做砚台、石壶。而如今，前来拜师学艺的人大大减少了。
蔡金兴说，这个行当不被重视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因素，石雕行业未必能比其他行业赚钱，许多人自然不再感兴趣 ；二是观念问题，石雕艺人地位不高。当地人觉得这是个吃力的手艺，而且很脏，要一口口吸进石屑灰。有人甚至劝自己的孩子：“好好读书，将来别去做茶壶！”蔡金兴的儿子大学毕业，蔡金兴原想把一身技艺，以及石头方面的很多知识传给儿子，但后来想想算了。他说：“一个大学毕业生，不去找工作，却干这个苦活，即使我狠得下心，他也愿意，可周围人会怎么看啊？”
蔡金兴常说，石雕这个行当，需要有很多有水平的名师，需要很多有兴趣有文化有毅力的学生，才能长久地传承下去。但是现在多数人只是想谋条生路，急着赚钱，死记硬背做两个茶壶，却不能自己思考创作。怀着这样的动机没法开动自己的大脑，没法学好技艺，没法真正继承这门技艺。
老蔡说，现在藏书老镇上开小店的老李，是当初砚台厂的元老，现在已经70多岁了；村子里的老高是砚台厂里文化水平最高的，如今也年近七旬。他们都是懂砚台历史的，可时间过得那么快，这些人都不在这个行当做了，而年轻人则干脆忘了藏书镇还有这个行当。
蔡金兴傍晚偶尔会散步，一走就走到一里外的马岗山，看看那个曾工作过20年的砚台厂。蔡金兴耳畔时常回荡起当初艺人们工作时发出的爽朗笑声。而今，伴随着嘈杂的马达声，装着石屑的拖拉机缓缓经过，这里，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石雕厂了。这个地方，不知会不会还能继续传承石雕这个曾经辉煌的传统产业……
编辑 yangnq@gcma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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