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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黑骏马之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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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5期《光彩》杂志
文/青衣 图/刘刚
缘起黑骏马
我的父亲在我5岁的时候就去西藏支边,工作地点在喜玛拉雅山脉临近尼泊尔的一座气象科考站,他这一去就是6年。回来后父亲常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讲述雪山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特别渴望亲自去攀登高山。高考时,我的志愿是地质大学,但最终却以3分之差名落孙山,只得放弃了通过进入正规高等院校来实现自己登山梦想的计划。
1993年年末,我到重庆学习摄影技术。1995年7月,我和表哥合伙在成都开了一家照相馆,生意十分兴隆。有了一定的积蓄后,我那一度沉寂的登山梦又开始活跃起来。我广泛地搜集登山资料,并时常和一些业余登山爱好者交流经验,在每年最适宜登山的春秋两季,我都会将照相馆交给表哥打理,自己则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去登山。
1999年5月,我们准备去攀登海拔6000多米的青海格拉丹冬山。快到的时候,在沱沱河上游扎下了帐篷。那天中午,我骑着一匹黑马到附近的戈壁滩上摄影,突然发现远处有几个人站在一辆抛锚的越野吉普车旁边忙碌着。在茫茫戈壁滩上看见人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我骑马走去攀谈起来。一个叫陶蕴芳的20多岁的女孩告诉我,她是四川的药材商,从温泉方向来,想到附近的藏民家收购药材,没想到途中车胎爆了。
陶蕴芳虽然看起来很年轻,但另外两个男人和一名向导却对她恭恭敬敬,显然她是老板。她对我骑的那匹漂亮的黑骏马很感兴趣,一个劲儿地要我下来让她骑上去,并且请求我给她拍几张照片。我正在调测焦距时,突然听见右边传来一阵异样的声音,接着只听那个藏族向导喊道:“不好!野牦牛来了!”我一回头,惊恐地发现大约有30多头野牦牛朝我们的位置凶猛地扑过来。
那匹黑骏马受惊了,不停地嘶鸣着,前蹄高高扬了起来,陶蕴芳吓得死死地拽住缰绳。
向导和另外两个男人都赶紧躲进了吉普车,但陶蕴芳害怕下马,我叫她骑马逃跑,她却指挥不动那匹受惊的黑骏马。眼看情势危急,野牦牛离我们只有不到200米远,我立即冲出吉普车,迅速勒住缰绳跳上马背,飞奔而去。此时,那个藏族向导也在慌乱中找到了一支猎枪,他朝天开了数枪,另外两个男人则拼命地按响车喇叭,这才将那群野牦牛震慑住,很快又在一大片尘土中掉头消失得无影无踪。
骑着黑骏马回转到车旁,我才发现陶蕴芳汗水淋漓的后背一直紧紧贴在我的胸前。我不好意思地把早已吓得浑身无力的她抱下马背,足足半个小时后,她才回过神来,她红着脸向我道了谢,并送给我一张名片,说如果我以后有事可以找她。轮胎换好了,看着车子在高原明媚的阳光下绝尘而去,我蓦地有了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黑马王子”
2000年4月,表哥和我商量准备在重庆开一家分馆,但手头缺乏开分馆的流动资金,我突然想到了陶蕴芳的名片,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拨通了她的电话。她一听是我,马上高兴地约我到青羊宫附近的一家茶楼见面。
近一年不见,原本就很漂亮的陶蕴芳更加妩媚了,她的脸上已没有了戈壁滩沙砾吹拂的风霜和疲惫,显得容光焕发。我们隔着一支红红的蜡烛交谈着,她的俏皮和可爱常常把平素不苟言笑的我逗乐。高原强烈的紫外线将我的皮肤晒得黝黑无比,陶蕴芳突然大胆地说了一句:“看到你黑黑的样子,我就想到了那匹黑骏马,栾毅军,你愿意做我的黑马王子吗?”我以为口无遮拦的她不过是在说笑,但她热辣辣的眼神使我意识到她是认真的,我的脸上一阵灼热,慌忙说“这怎么可能,我们仅仅是第二次见面,彼此都不了解……”
那年27岁的我还没有正正经经地谈过一场恋爱,变得手足无措,直到要起身告别时也没有想起找她借钱的事情。还是她善解人意,主动问我找她是否有其他事,我这才嗫嚅着把来意告诉她,她很爽快地答应了,要我第二天到她的公司去拿支票。
我就这样和陶蕴芳开始了热恋。陶蕴芳劝我索性辞掉摄影工作,到她父亲的公司来上班。我不顾表哥的一再劝阻,照办了。
我在陶蕴芳负责的经销部门工作,每天大部分时间是和她一起接见客户,洽谈业务。我的社交能力其实很有限;再加上性格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率真,无法做到和那些精明的客户游刃有余地交谈。甚至有好几次,我对客人提出的到娱乐场所找小姐的要求勃然大怒,还差点大打出手。
对于我的冲动和格格不入,陶蕴芳起初并不太介意。2000年7月,陶蕴芳25岁生日那天晚上,她深情款款地对我说:“毅军,你聪明、帅气、有个性,浑身洋溢着一种男子汉的阳刚之气,这都是我非常欣赏的,但是你缺少为人处世的精明和睿智,如果不是因为这些缺点,你会是我心中完美无缺的‘黑马王子’!所以我决定从今天起实施我的计划,将你打造完美……”陶蕴芳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得太多,我一直盯着她看着,她的一颦一笑是如此牵动我的心,我完全沉醉在爱情的漩涡里不能自拔,我甚至认为就算是为她牺牲生命也值得!
大彻大悟
从那以后,陶蕴芳经常带我去参加公司里不定期举办的业务员素质培训课,买回大量营销方面的书籍,规定每天必须读多少页,还要将不少于4000字的读后感写给她看,甚至训练我喝酒。起初,我为了让她高兴一味忍耐着她的“训练计划”,但后来我发觉这简直成了一种痛苦的折磨。
2000年9月,我和陶蕴芳到西安洽谈一笔业务时宴请当地的几个客户。席间,一个并不知道我和陶蕴芳关系的客户对我的木讷深感不满,他站起来醉醺醺地嚷道:“陶经理,如果我是你,就让你手下的这个业务员立刻滚蛋!”受到如此羞辱,我一下子火冒三丈,抡起酒瓶朝那家伙砸去。一场宴席顷刻间演变成了战事。
事后回到宾馆,我被陶蕴芳痛骂了一顿,她发火道:“你知道你的鲁莽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有多大吗?”“难道为了公司的利益我就应该牺牲尊严吗?”我反驳道。“尊严是你自己丧失的!如果对手意识到你足够强大,他就不敢朝你发难!”陶蕴芳咄咄逼人地说。那一天,我们激烈地争吵着,直到不欢而散。此后的争吵越来越频繁。
我发现自己变得忧郁、易怒、敏感和婆婆妈妈了,在每个人都戴着各色面具呼吸的生意场上,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跳梁小丑一样被所有人鄙视与讥笑。2002年5月,我和陶蕴芳去郊外攀岩,这也是我和她认识以来第一次去野外活动。当我在很多人的惊呼和赞叹声中攀上险峭的悬崖时,热泪滚滚而落。那一瞬间,我想到了自己昔日的样子,一种青春的豪迈和生命的激情在体内翻江倒海,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攀岩回来后,陶蕴芳跟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又从你的身上发现了坚毅和自信,如果你以这种状态去经商,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商人!”但是,只有我自己明白,我的激情属于广袤的大自然与巍峨耸立的高山。
然而,我不忍心对陶蕴芳说出分手的话,害怕伤害她。但是内心对大山的渴望,又让我更加痛苦不堪。再勉强下去,我会发疯的。半年后,我终于向陶蕴芳提出分手,结束了这段近三年的爱情,并从公司辞了职。她流着泪挽留我,我却义无反顾地拒绝了。
2003年7月底,我回到重庆的照相馆继续担当摄影师,我还联系了昔日的一些业余登山运动员,准备下一次赴西藏登山。虽然我好像依旧是在经商,但从纯粹意义上来讲,我把摄影师的工作更当成了一种创造艺术,而不是商业行为,因为我再不需要取悦别人,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张扬个性和实践自己的人生理念。
编辑 yangnq@gcma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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