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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要求，政治安排

  一个阶层的参政时代 

        
    http://www.gcmag.cn  2004年第1期《光彩》杂志
    杨生恒

    中国私营企业主登上政治舞台的脚步快得惊人。事实上，如果说1997年党的十五大之后这种动向还只是“跃跃欲试”的话，从2001年开始的这3年，就可以用“三级跳”来形容了。其中2001年的“七一讲话”和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无疑成为这种跳跃最坚实的推动力。2003年初，“三级跳”完成了它迄今为止最有力的一跃：私企业主和高级政坛的距离被改写为 “零”——中国的省级领导岗位第一次出现了私企业主的身影，西有尹明善，东有徐冠巨。

    商而优则仕
　　这绝不仅仅是尹明善和徐冠巨两个人身份的简单改变，而是一个社会阶层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尽管在学术领域，“私营企业主”还是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被界定，但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中，这一群体早已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存在了。截至2002年底，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人数已达622.8万人，如果加上戴着各种“帽子”的，私企业主实际人数已超过1000万人。有资料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有三分之二来自非国有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已同外资经济、股份制经济一起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随着人数和经济实力的增长，私营企业主的阶层意识也渐渐强化。刚刚对这一问题作过社会调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研究中心资深专家张厚义说：“这种阶层意识一旦形成和建立，作为阶层成员之间就会产生一种‘我们感’，而对于外部，对于其它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则会从心理上、行为上产生一种区别感。”在张厚义的调查报告中，经济收入、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作为三个显眼的相关问题被提出。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多数认为，自身这三项指标均处于社会阶层结构的中上等水平。不过，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声望的估计最高，经济收入反而次之，政治地位居第三位。
　　张厚义解释说：“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的相关度最大，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社会声望越高，参与政治生活的可能性越大，反之，政治参与度越大，社会声望往往也越高。”
　　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认可度之间的差距，成为“私营企业主”这一阶层非常渴望改变的现实。张厚义在调查中发现，一部分综合素质较高、经济实力较强的私营企业主，开始积极地将自己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升为政治要求。并且开始努力通过合法渠道，在一定的场合以一定的方式反映出来，他们已经较为直接地参与政治，并且已有一些人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安排。
　　“新兴阶层”对于参政的热情得到了政府的回应与肯定，“商而优则仕”因此成为今日中国一个不能忽视的普遍现象。在十六大结束后的短短两个月里，一大批非公经济界人士迅速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北京选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私营企业家就分别有15名和47名，大大超过上届；重庆市目前已有120多名私营企业主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类似的情况在上海、辽宁、河北、浙江、江苏等地也同样非常普遍。刚刚过去的2003年已成为一个转折，尹明善等人地位的提升标志着私营企业主阶层参政议政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试点”第一人
　　尹明善自己却把自己定位为改革的一个“试点”，作为改革开放以来首位进入中国省级官员序列的私营企业家，尹明善理所应当地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但他说：“任务太艰巨，意义太深远。这不仅仅是个人人生历程的变化，也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和非公经济发展的大事。”他用“诚惶诚恐”来形容自己担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的压力之大。 
　　除了每天相似的大小公务，65岁的尹明善与其他职业官员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是个亿万富翁，他有另外一个身份——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人们都会关注尹明善怎样同时扮演这两个角色，因此，他的一举一动也成为 “试点”，不得不接受现实和未来的双重考验。
　　事实上，之前尹明善已经有过一段时期 “仕商两栖”的工作经历——2002年4月，他当选为重庆工商联会长。这一职务的政治级别虽然还没有达到“政协主席”这样的高度，但也有相当多的“公务”需要处理，这个工商联会长必须具备两个必备条件：第一，在企业里只能当董事长，不能身兼总经理；第二，在机关工作时间能够保证在一半以上。为了当好这个官，尹明善为力帆集团选聘了一位职业经理人，自己开始兢兢业业地履行他在工商联的职责。在他担任重庆市工商联会长后不久，就提出了访贫问苦的主张，号召工商联的部长、会员每月至少下基层一次，进行调研。
　　尹明善本人则以身作则，一直在为创办一家民营银行——华康银行而奔波。这家华康银行渊源甚深：它由解放前的重庆富商胡子昂创办，解放后，胡子昂将包括华康银行在内的所有产业无偿捐献给国家，并于1952年出任重庆工商联第一任会长。出于对胡子昂的敬仰，不过更多的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尹明善决定推动“华康再生”。他认为，中国的私营企业中众多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题，如果在投融资上下一点功夫的话，私营经济的整体发展，以及就业等社会问题解决起来就会相对容易一些。
　　担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一年来，各种各样的公务活动挤占了尹明善的绝大多数时间。有人向他建议：一些小一点的会就不用参加了。但尹明善认为，只要是对发展有利，不论大小，都应该参加。尹明善说：“我的出席不仅代表市里对经济发展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所说的“学习”，除了对各行业现状的了解外，更多的是对从政经验的积累。
　　履新不久，尹明善就到重庆最偏远、最贫困的城口县去考察当地非公经济和政协工作的情况，在那里，尹明善代表力帆集团捐款30万元修建了一所“力帆光彩小学”，在这位“试点人物”的双重角色中，“官”的角色与“商”的角色可谓相映生辉。

    “商官”的权与责
　　从尹明善参政以来的系列举动可以看出，为非公经济的健康成长奔走献策，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事实上，想法破解发展中的壁垒与瓶颈，寻求保护与话语权利，正是私企业主由商入仕的最原始动机。
　　多年研究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的专家张厚义肯定：私营企业主把办好企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参与社会活动、政治生活、结交朋友，最终目的还是为办好自己的企业服务。张厚义说，他的一项调查表明，“尽快落实中央政策精神，营造更加宽松的企业发展环境”是私营企业主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有74.8％的私营企业主都选择了这一项。
　　拥有2亿多元固定资产、2003年新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的私企业主王建华说：“我们要认真倾听和反映非公有制经济界的建议和呼声，把我们的意见上升为国家意志。” 获得参政机会的私营企业主首先想到的必然是为本阶层鼓与呼。
　　几乎是私营企业主开始获得政治地位的同时，2003年，很多限制私企发展的经济领域也随之解冻。私营企业主阶层开始享有越来越多的发展权利。
　　但权利的扩大引来了质疑：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固然会带来GDP的增长、就业的增加、慈善事业、光彩事业的兴盛，可是作为新崛起的一支特殊的权力力量，它如何完成自身的制衡与监督？
　　权利总伴随着相应的责任。对于“权”与“财”的敏感关系，以及相关法律程序的配套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不过事实表明，担任政治职务越高的私营企业主，社会责任意识也更重。尹明善说：“关键还是靠制度，仅仅靠自学是不行的。”徐冠巨则说：“关键在于自己做不做，其中有个诚信的问题。”许多非公经济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往往超越了个人涉及的产业和领域，已反映到关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尹明善“访贫问苦”的举动也曾发生在徐冠巨身上。可以想见，一些落后地区长久以来寻而不得的发展方向，将会在这些白手起家、经验丰富的企业家身上得到答案，相对于年复一年的扶贫活动，这种方式更加针对根本。
　　“访贫问苦”其实还只是这些拥有新身份和地位的私营企业主的外在责任。作为一个群体，一个阶层，他们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将开始承担更多隐性的重要责任。回顾中国改革这许多年来的道路可以看到，尽管私企业主这样一个阶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得不到认可，甚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中国的私营经济却一直没有因此沉沦，相反，他们顺势而生，与时俱进，成为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的最重要的制衡力量。正像他们曾经做过的那样，在新的位置上，这一新的阶层将会更好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平衡、持续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